多年以后，我回忆起当初离开那个叫天朝门的巨大院落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无尽的苦涩。

一个多么寂静的山村，安放在原野上，在绿树环抱中，靛青色的土瓦覆盖的屋顶，朴素得有些沉重，甚至有几分悲凉。每天，要照亮她，都得拜托天上的太阳、月亮和忽明忽暗的星星赐予她光芒。人能制造的光芒，只有亮如蚕豆一般的煤油灯。山村的夜，粘而稠，煤油灯的光芒不过是把黑夜烫了一个猫眼一样的小洞。

时间是公元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没有钟表记时，乡村的日子就像没有解冻的河流，上面冰冻三尺，下面暗流涌动。挂在院子中间的时钟，典雅的木匣子里的指针早已数不动日子了，像一只死去的老蟑螂的尸体挂在墙壁上。大集体时代，那是全院子唯一的计时器，更是唯一的现代气息。这个钟表的死亡，预示着包产到户时代的来临。

我要去搭乘最早的一班客车，去到一个我从没有去过的城市，读大学。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远行，每天通往那个城市的客车，有且仅有一班，行驶的时间也是从早上一直开到下午。乘车只能到街上，上街还有七八里地。我必须估摸着时间从家里出发。那天我该是这个院子第一个出门的人。公鸡打鸣之后，有短暂的黎明时刻，农村人并不急着起床，而是一家人懒在床上睁着眼睛摆龙门阵，话题往往都是从天气谈起，根据天气决定今天出门要干的活计，等天大亮了，才吱嘎一声开了门，把鸡放出圈门，人再跟在鸡的后面迈出家门。这短暂的时刻，山村像一个即将出壳的小鸡，裹在严严实实的蛋壳里，蠢蠢欲动。

我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半工半读的学生。我在这里生活到十五岁。从开始读书起都有条件伴随，放学回家不是做作业，而是干家务，宰猪草，喂猪，洗衣服，等待。星期天还必须去挑煤炭。读高中的时候，包产到户了，每天早晨先挑一担粪上坡，然后再去上学。我考上大学纯属偶然，读书完全不是书上说的有雄心壮志。现在我感觉，自己天资并不聪明，反是艰苦的生活使我养成了老实本分的德行帮了我的忙，读书时比别人更用心一点罢了。

我不是第一批走出这个院子的人。第一批走出这个院子的人，应该是那几个当兵的。他们都长得帅极，人高马大，三五年义务兵当完，转业还回到这个院子里，只是回来的时候说话有些拿腔拿调，嘴里像衔了颗糖。我们就怀疑，外面的世界真有魔力，居然能把人的声音都变了。当然，这些转业军人拿腔拿调是管不了多久的，他们一上坡干活，就会被这个山村改回它原来的土里土气。还有那些出嫁的姑娘，她们也必须离开。离开的姑娘比起娶进来的媳妇，总是少得多。这个院子的后生，一茬一茬的，基本上都是带把的。只是不管是嫁女还是娶媳妇，靠的都是媒妁之言，这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男女之事与爱情无关。到我这里，才能算真正的离开。那些成年人，认为我是中了科举，是要去当官的，以后就是敲钟吃饭盖章拿钱了。我后来自己明白，充其量顶个秀才，而且是穷秀才，迂腐得不行，像年轻的范进。但就是离开时的这种感觉，让我毕业之后，不敢回来，演绎出我的高中老师到县城苦苦等我望眼欲穿的动人传说。我怕我回去了，反而伤了那个院子里的人的一片丹心。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当初我并没有这么深的感触。我每次回去，都觉得老院子比上一次破旧。它衰老的脚步远远大于我在异乡的烦恼。

先是父亲说走就走了。父亲走时七十三岁，已过天命，算是寿终正寝。他和这个院子里的人一样，几乎一生都不吃药。他鼻梁上长了一个疮，直到化脓，把他的鼻梁生生地烂出一个小孔，他也没有用过一次药，喊过一声痛。我小时候肚子痛，哥哥便用手来回地揉搓，慢慢就不痛了。后来我知道这是冷了肚子患了肠炎，是要看医生的。如果病得起不了床，他们也有办法，那就是问仙娘，看看是冲撞了哪里，然后去烧把纸了事。这里的人重死不重生。他们草草过日子，却要隆重地死去。所有死去的人都要念经超度，有的做八经八忏，有的做四经四忏，阴森森的，一直要把亡灵送上西天。所以，这里的人是不怕死的。他们说，早死早投胎，早早地进入了佛的境界，相信生死轮回。这里的人不吃药，却是吃烟的，有的老太婆也是老烟枪。烟，可以说是这个院子里的成年人的另一条命，吃一袋烟，胜过活神仙，什么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接着是两棵巨大的皂荚树也死了。那两棵皂荚树，是长成了树样的人，是活的最长的人。从它打皱的皮肤可知，它应该比这个古老的院落更加古老。后来我走遍天涯，都没有看到这样巨大的树木，也不算是孤陋寡闻了吧。我最后一次看到皂荚树的时候，是一些横七竖八的树枝摆放在院坝里，令我想起大卸八块的牛，或者劈成两半的猪，甚至被砍头的鸡，眼前斑斑血迹，让人刺痛。我问为什么不拿去生火呢？老人说，不敢，烧了它肚子要痛。

当然了，在我之后走出这个院子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所有的后生，都陆陆续续离开了这个院子。他们有的和我一样，是去读大学，而更多的是去大城市打工。他们挣钱的速度明显比我快得多。几年之间，他们都在院子外面盖起了自己的小洋楼。老院子一间一间地空下去，像一个衰败的老人，没人怜惜。

我不敢回到这个院子，在外地，却为这个院子写着无休止的怀念文章。今天，我又请烙画大师费尽心机把它画出来。我的故乡在画笔下复活了，复活在它金灿灿的岁月里。让人生出无限感慨！网友不停地追问，这个院子是谁修的？为什么不去修复它？

这个院子是谁修的，我确实不知道。这个看来无比笨拙的提问，的确让我脑残。我在那里生活的时候，从来无人谈起。现在看来这个院子对我，该是藏着太多的秘密，远远不是我笔下的乡愁二字那么简单。我只知道这个院子，有十三个天井，五十多户人家，两百多口人。一上一下两块地坝，足可以画四百米的环形跑道。那时，还没有一所学校，有这样的体育场地。当然，这样的院坝不是用来搞体育的，而是来晒粮食的。整个院子，错落有致，穿花漏眼，接骨斗榫，雕梁画栋，浑然一体。一个天井就是一个小院落，十三个天井就是十三个小院落，天衣无缝地组成一个大大的院落。我估计没人数过有多少间房，更没有人数过两块地坝由多少块大小相当的石板铺成，更没人吃饱了会去量一量那院坝的大小，那些尺寸，一定藏着很多很古老很中国的秘密，如果某一天有人量出它的尺寸，又该编出多少八卦呢？长长的阶沿上那一排木头柱子，本来是最好数的，正是因为它日日出现在人们的眼底，却往往被忽略，成为灯下黑。这让我这个糊涂虫，联想到一些古老而庄重的建筑，比如希腊神庙，大会堂门前的柱子。谁能修建这样的房子，除了地主没有别人，这是最能让人接受的傻逼解释。但是，谁是这所院子的地主呢？这个院子没有石刻碑文，只有两官巨大的古坟，隐于瓦砾荒草之间，也无可辩识其来龙去脉的文字图案。我离开之后，听说又刮起一股盗墓风潮，不知那些盗墓者是否有所收获。像这样的院落，在那时的川东地区，应该是比比皆是，唯此为大。后来我到丽江，到西江苗寨，到阆中古城，到宏村，才觉得如果能保存下来，该是多么好的东西呀！

老院子的修建者无疾而终。这个巨大的院落被一群外来者不劳而获。我怀疑修建这个院子的人，读过红楼梦，在这个院子里生活的人应该有红楼梦情结，那院子里的那条甬道，分明是两个家庭的分野，是不是荣宁二府也未可知。那院子里必有一个像贾母一样的老太太，整天宠着一群孩子玩，那些大大小小的天井分割出来的小院落，必定有怡红院，有潇湘馆……这群孩子中，有没有宝玉、黛玉、宝钗、晴雯、袭人……更是无从知晓了。

面对已经垮塌的老院子，我又有一种百年孤独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巨大的院子，也有点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的影子。这个院子的原主人不知去向，新来的人更是不知从何而来。他们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就生活在这个院子里。我觉得这个院子的每一家人都是一头雾水，彼此陌生，形同路人。有时候，我又感觉这群人像一群蜂子，那院子不过是蜂箱，他们每天外出不停地采集花粉，然后回到蜂窝里去，只是他们采蜜的范围，跳不出一亩三分地。这里的人几乎都没有文化，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会读书的老人。我读小学的时候，正在闹革命，院子里需要革命一下。我就算文化人了，给院子的墙壁上打上了歪歪扭扭的革命的烙印。夏夜里，一家出一个人，聚在地坝里，学习革命报纸。院子里的人，听说林彪叛逃后，摔死了，还温嘟嘟（温都尔汗）的，都瘪嘴说，该遭。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我看到院子里的一个老太婆，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往院子外面走。有大人说：“X地主婆又去游街了（身上挂着牌子头上带着高帽子被革命战士押着在街上示众）！”说的人若无其事，去游街的人也是像去赶一次场。所以，我觉得即使有十三个天井这样人群聚居的大院落，人与人之间也是陌生的。他们并不因为有天井营造的诗意空间而变得儒雅。他们绝对不理解周作人生活的艺术，“吃不求饱的零食”，“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得半日闲，便可抵十年尘梦”。

人生如飘蓬，身世如乱云。最初修建这个院子的人不知所踪，后来的满院子的新主人也不知所踪，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老院子。有几人怀念它月夜淡淡的忧伤，有几人想起天井雨帘下的悠闲，又有几人能想起一夜瑞雪后的银白世界。人生就是这样来来去去，是无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密码。

老去的天朝门只有不断地老去，那些离开的人如飞走的鸟儿，也不可能再回来。

-关于作者-

张大斌，四川省作协会员，已出版诗歌散文集五部，大量作品在报刊杂志和网络平台发表。

来源：窗外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