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生涯中除了最基本的生存刚需“柴米油盐水”之外，还是有不少是每天生活需要的。尽管不想扎根，但是没有机会离开农村，就只能适应，在苦熬中作一些尽可能改善眼前生活的选择和努力，也算学习进化论学说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体会吧。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就从“吃”上择其一二忆之。

之一：自留地

在我插队的那段日子里，生产队里长得最好的庄稼不容置疑，肯定是出现在那几个庄稼里手的自留地里。大田的产出是大家的，只有自留地里长的才是自己的，这是谁都明白的事理。

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规模大，一般为两千户左右、公有化程度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关系。这点决定了不可能把大块的土地化小分给各家各户，自留地都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山旮旯地，地虽不好，但种的人尽心尽力，种的东西照样能够是第一流的；第二，队里所有的猪粪、猪圈栏肥还有人的大粪一律归生产队使用，队里按分量收购，自留地的肥料仅允许使用人尿。谁家如果用了自己家的大粪或猪粪（含猪圈肥）统统属于偷（自己使用自己的大便属于偷，许多朋友意外吧！），是要大罚的，同样，尽管肥料有限，自留地的庄稼依然是长势最好的。

集体的优势明显，个体无法比；但个体的优势同样明显，集体也同样无法比。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一定的思想觉悟的条件下，选择怎样的社会形态确实是考验决策人智慧的大事。

当时，也有种不好的自留地，这大多是分配给知青的。知青既是集体户，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户，依照上面大田不如小地的道理，尽管吃菜也是刚性需求，但总还是抵不过自然法则。

我几乎没有种过山旮旯地的自留地，那年头也不懂得这土地是宝贵资源，是可以有偿流转的（哈哈~，穿越啦！）。插队早期是不会种，后来是懒得走那么远去种。吃菜怎么办？一是开口讨，那时我们乡下没有商品经济；二是以换工的方式换，这当然也不是那么一本正经地换，农民总有麻烦知青的时候，例如写信、到上海带东西、算个账、借点钱等，那么知青有需要时农民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回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嘛。后期，我就在所住的宅前宅后的边角地种上按季节的瓠瓜、黄瓜、丝瓜、南瓜、冬瓜等，还有搭棚的扁豆、豇豆、刀豆等，也是因为尽力而为，加上我们的粪便归自己，地又近，所以也是吃不完的，南瓜、冬瓜还可储藏。第二年初春总是青黄不接的时期，南瓜、冬瓜正好度荒，四月间，瓠子（上海人叫夜开花）一般就可以成熟了，大约是最早的时令菜，接着黄瓜、豇豆等就接上了。

蔬菜在我插队的后期应该说也是自给有余了，每年春秋还各孵一窝鸡，平时蛋也多少有了保证，要想改善杀个鸡也是分分钟的事了。

之二：养鸡

大约下乡六七年后，知青们也多多少少适应了农村的生活。加上上调工厂，推荐读大学，自找门路，知青越走越少。年一起来到大队的20名知青走得只剩下4人，大队把留下来的知青集中到原来戏台前的一幢大房子里。大房子前面有很大一块空地。可能这里许多年前做过祠堂，四面全是瓦墙，足有两层楼高的空间，仅有一扇大门，中间是五六百多平米的大空间，两边各有两间房，或者说四个角各是一间房。这里是下门村的中心区域。夏秋双抢时大房子前的空地就成了四队的一块晒场，就在这里晒谷，收工时就把还不能进仓隔天需要继续翻晒的稻谷堆放在大房子内的空间里。以前没有人住就外面锁门，这大约是村里除了仓库、大队小卖部唯一上锁的地方了。我们入住后，就由我们从里面栓门了。

按理，知青下乡是有安置费的，是要给知青建安置房的，大约是我们那地方特别穷，从来上面拨下来的款项都是挪作紧急要用钱的地方花了，还有农民一直认为知青总有一天会全部走完的，所以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给知青建房。

我们就在这祠堂前的一边的边地上种上了瓜豆之类的搭棚蔬菜，解决了蔬菜问题，荤菜自然就想到了养鸡。第一次是春天，委托一家农民，买了20多个蛋，请老乡具体操办，我们的期望能有一半小鸡出壳，再有一半能够在老母鸡的带领下长到独立就心满意足了，结果是好于我们的期望。几个月后我们也能有自己养的几只母鸡下蛋了。

秋冬时分，母鸡开始不生蛋，农民说这是它要抱窝，即孵小鸡了，我们忙着去换蛋，因为我们没有养公鸡，自己养的小公鸡早在不到2斤时被我们送下肚了。要找有公鸡的农户，换他们家的鸡蛋才能孵小鸡。这一次我们自己的老母鸡孵小鸡了，快到28天的时候，天天去老母鸡窝里看看有没有出壳的小鸡。这次成功率又提高了许多，20个蛋大约有十三四只小鸡出壳，天天跟在老母鸡身后，也是一道风景线，天天看着它们成长，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并不是每只小鸡都能顺利存活并长大的，总有几只小鸡或淹死或不知什么原因就少掉了。小公鸡常常早早地就被我们吃掉，也曾经让阉鸡的师傅阉割过，最后养成一只大阉鸡。

养鸡最怕就是鸡瘟，大约就是现在说的禽流感，一瘟往往就是一村庄，遇到鸡瘟村里的鸡很少幸免的，所以一旦村里发生鸡瘟，村民尽管不舍得，但大多也是当机立断，杀了自家的生钱小金库，吃的吃，腌的腌，总比得了鸡瘟埋了的强。我们尝试去赤脚医生处要一些磺胺类的药，例如SMZ之类的广谱抗菌素碾成粉末化水喂鸡，以求避免我们的鸡发生鸡瘟，效果还是不错的。

因为我们大房子里堆满了谷，有的农民也有议论，说我们的鸡吃了队里的谷，我们说，我们的鸡吃饭不吃谷，不信你看它是不是吃谷。其实，我们吃饭时确实喂鸡，当然鸡有时也会吃谷，只是大堆的谷它常常不吃谷而是扒谷，专挑稻谷堆里的小虫吃。另外，队长不发话，其他农民也不好发飙，再说这时我们仅剩的几个知青在队里甚至大队里也多少担任了点职务，大家大面子上过得去也就没有人再说什么了。

我们散养并是吃虫长大的鸡，过年回上海时，必定是上海平时尝不到的好鸡了。那年头活鸡带上火车被发现是要加收托运费的，我们就在出发回上海的前一天晚上用酒浸过的米喂鸡，等于把鸡灌醉了，再把鸡放在纸板箱里，只要它不出声，列车员就是怀疑也不会多此一举来过问的。过年回家乡下的鸡没有人管，我们就留下两只母鸡，再给老乡一些谷子，委托老乡代管，下的蛋归他，如遇母鸡抱窝就请他代为处理，或抽打鸡不许抱窝，或用些蛋让它孵一窝小鸡，待我们一个多月回来后再作打算。

母鸡与小鸡

养了鸡，起码平时吃蛋有了保障，生活也改善了许多。在贫困中走过来的人，是很容易满足的。

之三：做酒

我插队所在的村庄平日里大多数人家都有酒，而且是自家酿造的。这是因为：再穷乡僻壤的地方，也还是有红白喜事的，迎娶送嫁，老人归西；也要过春节、元宵，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还有建房开工及上梁之日，怎能无酒！有酒无拳，哑无声息，这还算什么喜事，还算什么节日！喝酒猜拳，吆喝酒令，酒桌之上，没有大小辈分，只有酒量酒品。我们乡下没有大碗喝酒的习惯，但不缺大块吃肉的旧俗。小小的酒盅，满上满上的叫声，就是喜庆节日的热闹象征。

乡下人朴实坦诚，平日里找知青给当兵的儿子写封信，尴尬时找知青借几块钱救急，知青回沪托带个火机火石……平日里难有回报，唯在这有酒的热闹时分，把知青们请来，一起喝酒吃肉，也感受一下当地乡下人的红火日子。

因为做酒毕竟要耗费粮食，所以我们乡下也不是轻易做酒的，要做也不敢多做，常常是几户人家在冬季农闲之时凑在一起，酿造一点准备过年喝的酒以及一年的备需。东北高粱酿的酒叫高粱酒，我们乡下稻谷酿的酒就叫谷酒，一般一百斤稻谷可以酿制三十多斤谷酒，30斤左右应该是在60度上下，大多会爬杯能点着，如果出酒35斤就只有55度上下了。大约已经是下乡七八年的时候，我也在农民做酒的时候添了斤谷，请他们替我酿制成酒，自然又是拿酒糟当工钱，我只要三十三斤酒！我加入的时候，农民还对我说，如果做坏了，你这斤谷子就打水漂了，我们还可以拿做坏的酒和酒糟喂牛喂猪的。我说没事，我信得过大家，这酒我也看你们做过几年，没听说过哪家做坏的呢！

酿酒既是个技术活，要有点技术有点经验；又是个苦活，要守着酒蒸不时加柴不时观察。乡间老辈曾有这样的说法：“世间唯有三项低，剃头喂烟擦背的；世间唯有三项苦，打铁烧酒磨豆腐；世间唯有三项丑，戏子忘八吹鼓手”（忘八是八个抬花轿和棺材的抬手、吹鼓手亦是红白喜事开路的唢呐手、喂烟擦背的是澡堂烟馆的相应服务生）。中间一句就提到酿酒，九个行业里恐怕仅戏子和剃头还与过去的做法比较接近，其他行业的技巧技艺应该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吧！

我今天喝酒还有点酒量，大约也是插队生涯的副产品，直至今天，我每年还自泡一些药酒，冬季天寒的日子，每天都要喝上一小碗。

泡酒

年12月17日缅甸仰光八角广场

作者：汪向明，年生于上海，高中68届，年上山下乡插队江西万年垱下公社，直至年春入上饶师范学院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先在上饶市上饶一中、杭州市求是中学任教，后调回上海，退休前任上海《家庭教育时报·高招周刊》责任编辑，主持学科复习版工作。

来源：知青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