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书章

在“东学西渐”中，有两个人值得注意的：一个是卫礼贤(-)，一个是翟理斯(-)。——季羡林

一、引子：依依难舍的东方故乡

年春寒料峭的时刻，卫礼贤（理查德-威廉）——这位来自德国的，却是从青岛走出来的世界著名汉学家，又一次登上了青岛的伊尔奇斯山（今太平山）山顶。

放眼望去，这座城市是如此的美丽，这使他想起了康有为对它的赞美之语：“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尽管他是一个来自德国的牧师，尽管他的故乡斯图加特也是水草丰美，山林绵延，但是他似乎更加喜欢这座异国的海滨城市，因为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近20个年头，他的生活早已融入到这个城市的市民生活中，他已经对这个城市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一旦要离去，他还真有点留恋不舍。不仅仅如此，其实从骨子里他已然成为了一个中国人，甚至他为自己起了一个深含中国文化味儿名字——卫礼贤。

在青岛生活的二十年中，他接触过中国众多的儒学大师，他曾刻苦钻研过中国典籍，并把这些典籍推介给西方世界，他还写过许多影响巨大的介绍中国文化、分析中国人心灵的文章和书籍。尽管清朝政府医院和学校的贡献，给他授予四品官职，但这与他那些“东学西渐”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现在，面对这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山山水水，卫礼贤不禁浮想联翩，往事不断地翻滚在他的脑海中......

二、从德国家乡到中国青岛

年，卫礼贤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个出身贫寒的玻璃画工，由于娶了当地一个客店老板的女儿，终于得以开办自己的私人作坊。卫礼贤在童年时，陪伴着小他一岁半的妹妹海伦娜，一家人日子过得还算宽裕，家人出于让他接手父亲产业的考虑，准备让卫礼贤小学毕业后进入当地的实科学校，可是父亲的突然去世，让年仅十岁的卫礼贤早早承担了家道衰落带来的责任，于是他被送进人文中学，以便为将来的神学生涯打下基础——这是当时贫困家庭的孩子取得学位的唯一途径，可是他自己却“对神甫职业并没有多少想法。”

年，这时，从神学院毕业不久的卫礼贤已经有了几年工作经验，在州教区担任过牧师职务，两年后又调任巴特鲍尔村，在未来岳父克里斯托弗布鲁姆哈特的手下任职。度过了两年充满抱怨的牧师工作后，卫礼贤原本产生了厌倦的情绪，恰当此时卫礼贤在一份教会报纸上看到消息：教会正在为德国位于中国山东的“新保护区胶州”寻找一位牧师和传教士，以便“呵护在殖民地的德国的灵魂”，卫礼贤看到后迫不及待的发出了报名申请，他在给教会的信中写到：“我想告诉你们，我随时愿意外出，到遥远的地方去宣讲耶稣的福音。”不久之后，卫礼贤带着充满内心世界的浪漫遐想上路了。

年，卫礼贤乘坐老式的轮船来到中国，来到青岛时，他无法预料到他会在中国停留25年——他一生几乎一半的时光，他也无法预料到“RichaidWilhelm”会变成“卫礼贤”。他是德国派到青岛的传教士，但是相对教会交给自己的任务，他的灵魂更加深深地被中国文化所吸引，他学说中国话，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他像一块海绵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吸取文化的滋养，并把它介绍给德国，乃至整个西方，从而成为20世纪享誉全球的汉学家。

三、办学和游旅

年，卫礼贤途经上海来到刚刚成为德国租借地的青岛，上海的繁华嘈杂和青岛的清新美丽给了他截然不同的感受。那时的青岛还仅仅是在开发初期，德国人在这里的衣食住行皆很简陋，“头一个晚上我进卧室之时，砖地上只稀稀拉拉铺了些稻草，耗子在床下和纸糊的顶棚上吱吱吱叫个不停。”早晨“尖利的鸡叫声吵醒了我，我揉眼睛的时候，一只公鸡就站在我的床边打鸣......”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开始了传教生涯。

同任何虔诚的传教士一样，他当时来中国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向广大的中国人传播上帝的福音，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自始至终，他却“没有给一个中国人洗礼”，因为他一旦他接触到中国文化之后，立时感觉还有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去做。

兴办学校、医院及其他各种慈善事业，通常是欧美新教会在“异教地区”开展工作的重点，年5月份迁入新居后，卫礼贤继承他的前任花之安的遗志，与妻子租房开办了一所华人男子学校“德华神学校”（Deutsch－chinesischeSeminar），这项工作后来又得到同善会的认可和与帮助，次年在胶州街（今胶州路）柏林会教堂旁有了自己独立的校舍，并将学校定名为“礼贤书院”，卫礼贤夫妇亲自担任礼贤书院的德文教师。

学校前后从德国运来了中学理化试验器材、地图、动植物标本。年，“礼贤书院”在上海路上的新校舍建成（后来在原址上建立青岛九中）。年，卫礼贤又创办了一所附设于礼贤书院的女子学校，名叫“美懿书院”（又叫淑范女学）。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年，卫礼贤还在礼贤书院内创建了“尊孔文社藏书楼”，这是青岛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模式的图书馆。这期间，卫医院，医院（后来在此基础上医院）。

在建立学校、医院的同时，卫礼贤更渴望深入了解这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于是，他开始了有计划的，或者随时安排的去各地游览。当然，最早开始的是对青岛及其周边地区的了解。

夏秋时节，当他和他的助手骑着比欧洲马个头小的多的中国马，奔驰在青岛乡村的时候，他被这里秀丽的风光吸引住了：“崂山的顶峰，在夕阳紫金色的光芒里熠熠生辉。田野里长满了玉米和高粱。高粱在夏季的雨水里长得如此之高，骑在马背上都望不过它的顶。我还看到了大豆、花生等各种各样有用的作物，果树也很多，有又香又甜的山东鸭梨，红光闪闪的柿子......地平线上村庄相连，全都被又高又密的树木包围着。”（卫礼贤《中国心灵》）

在山东铁路还没有全线贯通之时，他还不畏劳累，车马步行，到过潍坊、青州、曲阜、济南等地，特别是在曲阜参观了衍圣公的婚礼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中国与我们欧洲的习俗完全不同。”来到济南后，他看到：“城南的千佛山上满是寺院和庙宇......这座城市有众多的泉眼，清澈的泉水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流淌出来。寺庙和茶馆在城中随处可见，寂静的河岸上由摆满小摊的市场和喧嚣的人声而生气勃勃。”

除了游历山东外，在中国期间，卫礼贤还北上内蒙，南下苏杭，到过云冈石窟，瞻仰过中华古都北京。不但深入城市乡镇，同时造访儒释道各种文化胜地进行考察。在“洋大人”们都把中国当成一个发财乐园时，卫礼贤已经深刻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龙的传人生活的丰富多彩，并对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后来他在其著作《中国心灵》中追述道，云冈石窟“留下了成千上万座石像。整个石窟都凿进山体之内，窟内的墙上布满大大小小的石佛。这项工作持续了多年，新的石窟还在不断开凿之中。”在北京，他怀着朝圣的心情参观了那些大小宫殿，并把它们和西方建筑做了对比，“哥特式的建筑又细又高，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

这里的中国宫殿，在我们看来，充满了大地那种平稳庄重之感......黄色和鲜亮的颜色搭配起来更具有特色，在蓝天映衬下浑然一体，它显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皇宫便向人们昭示着权利的威严和永恒。”除此之外，卫礼贤似乎对于北京市民的生活更感兴趣，除了注意到大街上摩肩接踵的人群，带起尘土的各种车辆，目不暇接的各类店铺，手艺精湛的奇珍异宝外，他还注意到那些市民院落：“高大的树木枝叶覆盖如伞，将花园和房屋掩盖起来，这样即便在炎热的夏天，院里几乎都是一片阴凉。

穿过长满青苔的台阶，你便进入安静的庭院，屋顶上布满了绿意，这是大树的阴影。在那里偶尔能遇到几个人，只有几个亲密的朋友在那里促膝而谈。他们吟诗作画，或鉴赏古玩，或品茶清谈。”这些游旅生涯，不但给了卫礼贤快乐新鲜的感受，更使他对中华文化和他的子民有了更加深入精到的理解。

四、交谊和译著

借助办学，卫礼贤结实了不少中国人士。在卫礼贤聘请的中国教员中，有不少是熟读儒家经籍的旧文人，他们几乎都是科举出身的举人或贡生，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例如平度籍举人邢克昌，就是卫礼贤最早的经学老师，正是在办学和同这些旧文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卫礼贤对中国古典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更无法预料到自己的灵魂深深地被中国文化所吸引，他学说中国话，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他的汉学家生涯，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

与此同时，辛亥革命之后，大批的清朝士大夫流寓青岛，在上流社会的party上卫礼贤首先认识了几位，通过他们又结识了不少满腹经纶的官员和士人，这样他脑子里立即想出一个好主意，就是成立一个“尊孔文社”。

在别人的介绍下，他聘请了曾经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总监、学部副大臣职务的劳乃宣主持“文社”的常务工作，并筹款建立了图书室。据卫礼贤回忆，他们每两周活动一次，这些社会精英们便凑在一起谈经论道，举办讲座，译介经典，活跃异常。

这里有蒙古亲王、行医教授、前教育大臣、高龄道长、前兵工厂厂长、前财务大臣，商人和学生，当然还有那位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大人。在卫礼贤的名著《中国心灵》中，他还特设一节《活力四射的辜鸿铭》，对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的辜鸿铭做了特别介绍：“他的活力和刚健的耐久力丝毫不比任何欧洲人差......

当他还没有用完他要的那份简单的晚餐时，谈话的火焰就好像是闪开的火花一样迸射。伯爵说话时，辜鸿铭总是迫不及待，等不到轮到自己。他把中文、英文、法文和德文都混在一起，又说又写。这位东方哲人的头脑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感觉......”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卫礼贤在劳乃宣的帮助下开始了他对中国经典的熟悉和译介工作。

特别他是翻译的《易经》，真实可靠，语言精美，在欧洲产生过巨大影响。对此他曾经追述道：“大师（劳乃宣）建议我翻译《易经》......于是我们开始攻克这本书。我们工作得非常认真。他用中文翻译内容，我做下笔记，然后我把它们翻译成德语。”

但是由于战事的原因，加之卫礼贤的追求完美，这部著作持续到很晚时期才得以出版。但是由于他深入地掌握了《易经》所具有的中国文化源渊、背景，使译本拥有广泛读者，至今已再版20多次，成为西方公认的权威版本，相继被转译成英、法、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种文字，传遍整个西方世界。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无论是在青岛，在北京（年底，卫礼贤被任命为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科学参赞，年他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教授德国文学），还是回德国（年卫礼贤回到法兰克福，在那里创办了中国学院）他都没有放弃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翻译和介绍工作。先后出版的译著有《论语》（年），《老子的道德经》（年），《列子的太虚真经》（年），《庄子的南华真经》(年），《孟子》（年），《大学》(年），《易经》(年），《吕氏春秋》(年），《太乙金华宗旨》(年），《礼记——大戴和小戴的礼仪书》(年）等。

先后出版的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情的著作有《孔子在人类代表人物中的地位》（年），《中国——国家与自然景观》（年），《辜鸿铭：中国对欧洲思想的抵抗》（年），《崂山》(年），《中国的民间童话》（年），《中国的神仙书》(年），《中德的四季与晨昏》(年），《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年），《老子与道教》(年），《中国的精神》(年），《中国文学》（年），《孔子与儒教》（年），《中国文化史》(年），《中国哲学》(年），《中国人的经济心理学》（年）等。

五、结语：东学西渐的深远影响

自明朝以来，西方就有传教士和商人来到中国，其中一些独具慧眼者，深深被中华文化的丰赡深厚所折服，纷纷将中国的文化典籍译介给西方，一度在西方形成一股“中国热”，这些人物被中外尊称之为“汉学家”，而卫礼贤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他近半生的时间都滞留在中国，特别是滞留在青岛，这里已然成为他的第二故乡，这也为他的了解中国，介绍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卫礼贤在中国的时候，这个古老的国家正经历着动荡和变革，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无不给他留下至深的印象，无不引发他的深入思考，他相信，这个历史悠久，风光优美，文化发达，子民聪慧的东方古国，在经历巨大的阵痛之后，一定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卫礼贤曾经这样说过：“我有幸在中国度过了生命中25年的光阴。像每一个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许久的人一样，我学会了爱这个国家，爱它的人民。”是的，作为现代世界文化史上的著名汉学家，作为为彰显中国文化而做出了不懈努力的学者，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德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世界人民不会忘记他，他的丰功伟绩一定会影响千秋，流传万代。

（此文写作过程中曾参考卫礼贤、季羡林、孙浩然等若干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