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当中，再没有什么时候比春节更让中国人想家。人们回到自己的原点，与最亲近的人团聚，共同追思先人，为来年祈愿。一年当中，也再没有什么时候比春节更让人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今年春节，澎湃人物推出策划“家族志”，试图记录平民的历史，打捞普通人的声音，为他们留下生命的踪迹。

我印象里，父亲是一个性子急躁的男人。在我不同的成长阶段，他都隐约流露过对自己人生的不满。我很想知道，在成为我的父亲之前，他的生活和经历。

春节前几天，我回到家里，父亲因为在工作中意外受伤在家里休养，房间里充斥着一股药膏味。他面容疲惫，倚靠在沙发上，看他最喜欢的《动物世界》。

我一年回家一次，他看上去和去年没有太大的变化，鬓角的白发不算蔓延得厉害，还是穿着那件黑色的棉衣，执着地问我在外面世界的各种经历。

我打断他，并告诉他，我想听他讲讲自己。父亲说，他没有什么可讲的，都是平平淡淡的生活。接着，他默默把电视声音调成静音，似乎想说什么，但只是盯着电视机不停闪动的画面，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大概憋了几分钟，父亲开口了。

年，父亲出生在一座大山里。那个村子住着三十几户人家，土木结构的房屋建在半山腰上，点缀在茂密浓墨的树林里。父亲的家是四间木质的双层楼房，算是村里的大户。夜里的农家灯火和星星连成一片，他说，那时候的星空，笼罩着整座大山，他喜欢在屋顶数星星。

奶奶是村里的医生，爷爷是民办教师，在离村子数十公里外的另一个乡村的小学教书。那个乡村依河而建，地势平坦，是一个更加肥沃的村子。

父亲的前12年和奶奶以及祖母生活在山里，每天早上，公鸡鸣叫的第一声，他就起床开始走山路，一直走到山外学校去。其余时间，就是放牛，割草，砍柴。每周，他会到竹林里砍一捆斑竹，背到山脚下的场上去卖，为家里挣几毛钱的收入。

父亲有兄妹四人，他是家里的长子。爷爷对他极为严苛，坚信黄金棍棍出好人。父亲的童年并不快乐，在他小学三年级结束后，爷爷想带他到自己教书的学校读书，父亲死活不愿意。他想留在山里，待在奶奶身边。

父亲的犟激怒了爷爷，爷爷拿起一根扁担朝他挥过去。他终于跟着爷爷下了山，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学习和生活。

山外的世界和山里不一样。父亲见到了更多人，大人，小孩。见到了拖拉机之外的汽车，更加宽敞明亮的教室。但他不想跟爷爷一起生活，那时，他和爷爷住在一间土墙房子里，爷爷把他安插在自己任教的班级里，让他坐在教室的第一排。

在爷爷眼里，父亲是个调皮捣蛋的男孩，掏鸟窝，爬黄角树，总是和班里其他男孩子打架，或者在课堂上搞“小动作”，这时候，爷爷手里的教棍会重重地落到父亲的身上。但他管束的越多，父亲越叛逆。

70年代，学校的黑板报上贴出大字报，批斗“老师是臭老九”，之后老师不敢教课，学生不愿学习。

小学毕业后，经人推荐，父亲去到另一个镇上的重点中学学习。离家前晚，他兴奋得整晚睡不着觉，以为自己再不用在爷爷的掌控下生活。但到了那所中学，爷爷每个星期都会出现在他的教室门口，接他一起回山里的家中。

每次爷爷出现，父亲都像丢了魂似的。父子俩一前一后走在山涧林道里，父亲在前面低着头走，爷爷在后面出题考他，比如问：有两匹马，一匹马拉的盐巴，一匹马拉的棉花，中途下了一场雨，为什么盐巴的马车越来越快，棉花的马车跑得越来越慢？即使父亲答对了，得到的回应也是冷冰冰的。

父亲很少从爷爷那得到夸奖，他懵懂的少年时代少有经历父子的温情时刻。

初中二年级的暑假，父亲和村里的大人们一起干活，有大人递给他一支烟，他想也没想就点燃抽起来。这时，爷爷从灶屋走了出来，顺手就抄起一根木棍，父亲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

那时，父亲有了离家出走的念头，但他不知道去哪里。

直到初中毕业之后的一天，父亲在村外放牛，听公社高音大喇叭在扩散消息：“18岁的青年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军”。

父亲心想，机会来了，他急匆匆把牛赶回家，然后跑到公社去报名，接着是体检，政审。忐忑不安地过完一个礼拜后，父亲收到了通知，让他去镇里的卫生院体检。一个月后，父亲等到了公社领导送来的录取通知书，直到这时，爷爷奶奶才知道他当兵的消息。

父亲很少提起自己的过去。多年来，他和爷爷关系疏离。他只说，最终他没有完成爷爷的期望，也没有成为理想中的自己。

父亲保存下来仅有的几张年轻时的照片

年冬天，父亲刚满18岁。他换上军装，挎着一个水壶，一双解放鞋，一条白毛巾，胸前别一朵大红花出发了。那是他第一次离家。

从镇上的码头出发，坐了三天船到达武汉。在武汉，他第一次见到了繁华的城市，换乘火车，一路北上，北方的平原接替了南方的山地。火车过了山海关，气温走低，他换上棉军服和棉帽，沿途不眨眼地盯着窗外的景色看。

火车一直开到了遥远的哈尔滨。尽管七八天的路程，父亲并不觉得难熬，他反倒觉得自由了。火车继续开到绥化市绥宁县的一个兵站，父亲在那里住了一晚上，再坐面包车到达一个部队农场，旁边是大兴安宁。那里是和南方完全不同的环境，渺无人烟，地上的积雪有一米多深，起风的时候，雪花在空中乱舞。冰天雪地里，衣服从水里提起来，直接变成了透明的尖尖的冰条。

在那里，父亲成为了一名新兵。一个团的士兵有一百多人，整理了两天的内务后，带兵的排长直接把父亲带到新军训练营，住在一个四合院中的红砖平房里，开始在雪地里训练，走正步，下操，集训。在部队的第三晚上，父亲因为想念故乡，躲在炕上的被窝里偷偷抹眼泪。他和战友一起躺在炕上，一排排摆开，睡了一二十个人，黑夜里，耳边是其他战友低声呜咽哭泣的声音。

在新兵连的第四天，父亲往家里写了第一封信，信中写道：平安到达，勿念。一个月后，他收到了从家里来的电报，上面印着：来信已经收到，家里都好，勿念。寥寥几句话，父亲盯着看了很久。

新兵训练营待了一个月后，父亲被分到了机务连，在那里学开联合收割机和拖拉机。他把机器的各个零件部位拆了装，装了拆。拖拉机需要用绳子拉动起动机，再带动发动机，有次绳子突然反弹，父亲的手指被弹力撞成骨折。

学了半年后，父亲开始独立操作。第二年开春，父亲的任务是用拖拉机捞雪，清理地上的积雪，接着播种，施肥，除草，收割完地里的小麦和黄豆，再运送到另一个兵营，补给军队物资需求。

在部队里休息的时间里，父亲买来吉他和口琴，回到农场后有时间就自学。他在一本红色笔记本上写下自创的十几首歌曲，并在部队春节晚会上表演节目。那是他们少有的娱乐。

父亲当兵时在部队拍摄的照片

当兵一年后，父亲收到了爷爷从家里发来的电报，要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这个女孩是爷爷的学生，也是父亲的小学同学。

没多久，父亲收到了这个女孩的来信，随信附上了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眉眼清秀，白底绿线的纸上写着：我还记得你。而父亲对女孩仅有的印象是，她似乎总穿一件白底红花衬衫的衣服，随后他给女孩回了信。

一来一往，父亲和女孩书信往来一年时间，每次盖上部队邮戳的信件寄出后，他都在焦急等待对方的回信。有几次，书信的内容过长，用去七八页纸，超过了部队免费邮寄的重量。

当兵第三年，春节期间，父亲回家探亲。爷爷带他去了女孩家里，父亲远远地望见女孩站在家门口。那是两人相恋后第一次见面，双方都很矜持。父亲在前面走，女孩低着头，跟在他身后，始终隔着一米多远的距离。没几天，父亲娶了那个女孩，女孩成为了我的母亲。

结婚七天后，年，父亲返回了部队，母亲一个人在家里，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们仍然书信往来。那年5月，父亲正在部队农场的地里播种，突然场部传来紧急号角声，他立马回到场部，跳上解放车，开往大兴安岭森林火灾现场，父亲和战友在大火里奋战了七天七夜，最后顶着熏黑的脸返回农场。

一年之后，父亲结束了服役，回到了家乡，成为县里交警队的一名协警。他和母亲过上了朝夕相对、红苕叶配米糠的日子。

父亲当年的退伍证

协警的工作并不顺利，干了一年多后，父亲辞了工。一个男人，事业上不得意，家里的口舌更是免不了的。加上父母和爷爷奶奶分了家，结婚的前四年，没能分到毫厘土地，他们的生活苦涩艰难，靠着从外婆家背来的几升米度日。

父母婚后三年有了我。90年代我所生活的那个村子，还没有留守儿童和老人，小伙伴们的父母都是实打实的农民。每天清晨五六点，村子里的公鸡赛跑一样开始鸣叫，这些叫声成为村民们起床的闹钟。

家家户户晨起做早饭，天色乌青，炊烟袅袅飘离烟囱，飞过片片墨绿的竹林，伴随着浓浓的柴火味儿。大体上，它是一片广阔，湿润，萎靡不振的乡村，有时美的让人难以忘怀，但这美也通常是忧郁的。

无数个夏日清晨，我和母亲背着锄头赶到苎麻地里。那片苎麻长得高高直直的，圆圆的叶子上立着白色的绒毛，我们左手将一根麻的根部拽在手里，右手向下一摁，它的皮和骨立马分离开，我们只要它的皮。它是村民重要的经济来源。

我出生后的几年，父亲相继换了几份工作，但都不长久，最后他自己在县城跑起运输。生意不错，父亲成为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后来，父母搬到了城里。几年后，父亲生意遭遇失败，外债追不回来，资金链断裂，他只能放弃了之前的事业。那时，我跟随父母流转到城市的贫穷地带，搬进了一个地下室里。

辗转数年，父亲的事业没有任何进展，他成了一个郁郁不得志的男人。有次，我从他房间的门缝里看进去，父亲坐在床沿上，找一个朋友借钱。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低声下气的求人，挂掉电话后，他叹了几口气，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那些日子里，父亲常回忆他在部队服役的时光，唱起他当时写的歌曲《再见》：“我的战友，再见，相见不知哪一天，希望留者安心，走者愉快。高山长青，流水常在。”他常常说，如果当时留在部队，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伴随那些回忆的，还有父亲平凡的生活。

说完这些，已是半夜。窗外，城市高楼的灯光洒进来，映在沙发上和父亲的身上，隐隐约约中，能看到他面容平静，若有所思。

片刻后，父亲说，他是一个经历过世道艰难，然而生命中并不缺少一些小小快乐的人。

父亲的退伍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