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纺花的手摇车，总是在我的梦里回响。

记忆中，老祖母总是摇着那架纺花车。车子的响声不大，但总是嗡嗡嘤嘤地响着。有时候，睡在被窝里的我，朦朦胧胧地被祖母摇着地纺花车吵醒。我扒开蒙在头上的被子，一盏煤油灯，闪着幽暗的亮光，照着祖母的身影。祖母右手握着放花车的摇把儿，转动车轮子，左手拿着一条棉花搓成的长条，白白胖胖的，活像一只大白虫子的棉花捻子。

一根细细的棉线，就从棉花制成的大白虫子的“嘴里”吐出来。从祖母的手指捏着的地方，吐出线线。线儿随着祖母的胳膊、伸、拉、轮，转的节奏。纺花车锭子上的线穗子，就慢慢地长起来，大起来了，椭圆的，一头是平平的，一头有些尖尖的线穗子，活像刚从地理拔出的一只白萝卜。

祖母每天夜里都要熬夜纺花到很晚，才能睡觉。即是祖母把子女都养大了，她自己也做了婆婆，做了奶奶，她依然坚持着年轻时熬夜纺花的习惯。也许是因为那嗡嗡嘤嘤的纺花声安慰了她孤独寂寞的心魂，温暖了一家人身体，成就了她作为母亲的愿望——让一家人冬有棉衣，夏有单衫。

祖母一生养育了六个子女，我父亲是老大，三个叔叔，两个姑姑。二姑两岁时早夭。父亲和三个叔叔、一个姑姑，都是我们乡镇十里八乡叫得响的人物。父亲是我们乡镇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学生，姑姑是第一个到外地读书（郑州读幼师）的女孩子。

祖母十七岁嫁给我爷爷，爷爷大了祖母二十五岁，祖母十八岁生育我的父亲。然后我的三个叔叔，两个姑姑相继出生。到祖母三十五岁时，我的二姑出生，也正是那一年，我的爷爷去世。也许是爷爷不舍得他最小的女儿，在这万丈尘埃中历劫人生，小姑不足两岁，就夭折了。那时候，我的父亲十八岁，二叔十六岁，最小二姑刚出满月，祖母成了家里的主心骨，顶梁柱，她带着一家人，熬日子，度沧桑。

那个岁月，祖母和孩子们一家人七口人，只留下两床被子，两孔窑洞，是我祖爷爷创业时住过的。老祖母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分昼夜地干活儿，纺线织布，让一家人吃穿无忧，让几个孩子丰衣足食。农忙的时候，她下地劳动，收麦子，摘棉花，她的一双小脚，干一天活儿回家，常常累得站立不稳，做饭的时候，就把身体依在案板边沿，坚持着做饭。做完饭了，她才能可以坐下边吃饭边休息。这个时候，她会指挥叔叔和姑姑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而我的父亲在外地读书，祖母日过得再艰难，她都没有动过让大儿子回家来帮助她支撑那个摇摇欲坠的家。从没有动过那样的念头。在祖母的意识里，孩子们唯有读书，才会有出息。

晚饭后，我的叔叔和姑姑们都休息了。祖母就开始了她的另一项劳动——纺花。在乡村里，家家都养着打鸣的公鸡。祖母常常是听到公鸡打鸣的叫声，才赶紧上床眯一会儿。

祖母熬夜纺花的习惯，一直到我的叔叔姑姑们长大成人，我作为孙子辈儿出生长大，祖母依然在晚上纺花到三更半夜。从我不记事儿的时候，就跟着祖母睡觉。冬天，天冷的时候，祖母总是端来洗脚水，把我盖进被窝里，再把我的两只小脚丫子拉出来，给我洗脚，再哄我睡着。然后，她自己悄悄地点着煤油灯，坐在草编的蒲团上，开始纺花。一小筐子棉花捻子，在她手摇纺车嗡嘤声里变成一个线穗子，她小心翼翼地把它从锭子上退下来，装进一个专门放置棉线穗子的筐子里，在细心地盖上盖子。然后，才细细嗦嗦地上床睡觉。

老祖母的纺花车嗡嗡嘤嘤地响了一个漫长的冬天。

冬天结束了，老祖的放棉线穗儿的筐子也满满当当地装了一筐。这时候，老祖母就要按机织布了。织布是一个技术活儿，也是力气活。桨洗棉线，排成经线，装到织布机上是一个很复杂过程，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经线装好了之后，就是用纬线织成布匹的工序了。要先把棉线在纺花车上打成线穗抚儿，再把线穗抚儿装进梭子里。这样的工序完成以后，老祖母又开始熬夜织布，她在织布机的坐板上，一坐就是大半夜，一双缠裹过的三寸金莲就要用力踏织布机上的两个踏板。

两个踏板一左一右，一上一下，不停地在脚底下转换着，上面一双手左右传换装了线穗抚儿的梭子，这样一下接一下，无数次循环、传递，密匝匝的棉布就从织布机上诞生了。老祖母就是用这样的繁琐又机械的工艺，温暖了全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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