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贯通的延安一路，北起青岛啤酒厂正门，穿过汇泉山与京山之间，直达文登路第一海水浴场，全长米。整条路除了上坡就是下坡，几乎没有一段平坦的路面。

直到改革开放年代，这条路上还常见到马车和地板车。尤其是那些拉着地排车负重上行的人们，在这漫长的陡坡上一步一蹶，挥汗如雨，气喘如牛，令人油然想到了《蜀道难》的诗句。那时住在上坡的人们，每逢买煤买粮尤以为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整条延安一路上几乎还没有一座像样的建筑。我家迁入延安一路26号城建局新宿舍时，这座通体白色的普普通通的四层楼房，竟成了当时这条路上最高的建筑。它矗立在大上坡的顶部，脚下匍匐着一片又一片低矮的平房，俨然鹤立鸡群的样子，被人们冠以“大白楼”的美称，颇令楼院的孩子引以为豪。

“大白楼”的周围是老卷烟厂宿舍，为灰色砖瓦平房，依山傍坡，一排排高低错落，房前屋后开荒种地，鸡鸭成群，一派农家气象。平房里的孩子也时常到楼院里来玩耍，住在平房里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刘信义，后来成为颇有名气的影视演员。

楼院孩子们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兄弟姊妹一家三个是少的，多数的家庭都有五、六个孩子。家口最大的李家有九个孩子，他家还没上学的孩子都已经手牵背负地挑起了照顾弟妹的重担。

全院的孩子算起来竟有一、二百个之多，每天大院里喧闹声不绝于耳。男孩子玩踢球、踢沙布袋、弹玻璃球、捉迷藏等游戏；女孩子唱着押韵的歌谣跳绳、跳房。孩子多了，喜欢扎堆，经常聚集到一楼的李家或三楼的陈家，听大一点的孩子侃故事。听的津津有味，时而屏息，时而哄笑，很是开心、热闹。

天寒地冻的冬日，聚集一室围炉漫谈，或除夕之夜孩子们穿着千篇一律的蓝布制服，吃着香喷喷的炒货和甜蜜的糖果，笑逐颜开地凑在一起，海吹神侃地凑热闹。这种在那个年代和那样的居住环境中所产生的大院式“沙龙”，别有一种充满青梅竹马似的淳朴友情的绵绵回味。

孩子多了自然要拥戴孩子头儿，谁的拳头大便是公认的孩子头儿。“大白楼”的孩子头叫“红孩儿”，有一天他把孩子们集中起来，每人起了一个绰号。绰号是根据其相貌特征或生理缺陷起的，绰号一起，立刻就在全院孩子中间传叫开了。

绰号虽有辱人格，却使孩子们相互之间有一种亲昵感，叫起来反觉得格外亲切。楼院孩子最不堪忍受的惩罚就是被大伙儿背弃，习惯了扎堆的孩子谁也无法忍受被大伙儿不理不睬的孤独落寞。为此，对孩子头的号召一呼百应。

在大院里玩腻了，孩子们就成群结伙去上山下海地疯。俗话说“靠山吃山”，因为那时都用锅灶做饭，引火草是家家户户必需的燃料。于是大家结着伙，扛着扒子、背着麻袋，上山去搂干枯的松针和落叶，捎带着砍一根“Y”型的树杈，做成弹弓打鸟。

那时候汇泉山上林密鸟多，保护生态环境爱护鸟类尚未形成社会共识，可怜那些千里迢迢飞来的候鸟，被孩子们野蛮追逐得东躲西藏，惊魂不定。可是它们对这儿的山林似乎情有独钟，屡遭惊吓，仍年年一如既往成群结队地飞来。

随着城市对自然环境的逐渐蚕食，候鸟的数量亦越来越少，以至如今已经很难见到它们美丽的倩影了。那时山上深深的野草灌丛中，时常惊起栖鸟或野兔，瞬间逃窜得无影无踪，令人又惊又喜心跳不已。

山林对孩子们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除了打鸟，夏天用长竹竿挑着面筋粘捕“知了”，或在拂晓时上山捉蟋蟀。因为蟋蟀在夜色中叫得格外欢，所以捉蟋蟀就得起早，到山上屏息搜寻，捉到一只便装入预先叠好的纸包中。

天一亮，蟋蟀便停止了鸣叫，带着“战利品”下山的孩子们，胶鞋被露水湿透了，腿上沾满了草种子，有时回到家才发现，装到纸包中的蟋蟀不知何时已咬破层层封裹逃之夭夭了。

顽劣不轨的孩子们连野蜂窝也不放过，野蜂窝象一个灰色的莲蓬头倒悬在树杈上，孩子躲在远远的树丛后面扯起弹弓射击，以为有树丛掩护便万无一失。不料野蜂反应极其迅疾，它能循着飞子儿的来势，犹如闪电般地迅速回击，瞬间，成群的大马蜂“嗡嗡”叫着冲向袭击者，孩子被追得抱头鼠窜，顿时被蜇得头上脸上红肿起来。尝过捅马蜂窝的滋味的，再遇上蜂窝就会心惊胆战地远远躲避开了。

曾几何时，居民楼上居然大兴养鸡风。“文革”中住在“大白楼”上的住户几乎家家都养过鸡。起初院里的孩子只是出于新鲜好奇，从挑着笸箩叫卖的小贩手中，买几只团团绒绒的雏鸡拿回家当宠物养着，后来养大了，公的打鸣母的下蛋，引起别人眼红，于是家家利用煤池子当鸡窝，堂而皇之地在楼上养起鸡来。

早晨楼上放鸡的场面煞是热闹，讲究点的把鸡从楼梯赶到院里，不讲究的干脆把鸡从楼台上撒下来，一时空中飞的，地上叫的，鸡毛飞扬，令住在楼下的居民叫苦不迭。鸡多了，楼院里又兴起斗鸡风。孩子们围成一圈，把两只大公鸡扔到中央地上，它们便毛发耸立地厮斗起来，一直斗到鸡冠上血迹斑斑方始罢休。

每年国庆节，卫生大扫除，鸡的大限便到了，一道禁令下来，家家忙着宰鸡。这时候最难过的是那些养鸡的孩子，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小养大的鸡被宰掉，虽然口馋，却说什么也不肯吃一口。尽管如此，到了来年，养鸡风依然如故又悄然兴起，直至“文革”后此风才渐渐刹住。

延安一路曾是一条季节性十分鲜明的马路，一年中，每到春夏两季，这里热闹非凡。到了秋冬，它便一下子变得冷落许多。春天人们到中山公园赏樱花，夏天人们到海水浴场“洗海澡”，这里是必经之路。万国公墓东边靠马路的院墙，也是逛公园和去海边的必经之处。

这道矗立在延安一路大下坡急转弯处的高墙，需要四、五条大汉踩着肩膀叠罗汉才能爬上墙头。一座墓地竟筑起这样高的院墙，足见其壁垒之森严了。拔地参天的松柏从摩天高墙内探出头来，显得肃穆挺拔，庄严古朴。

春天里高墙下半截石头块砌成的防水墙基上，喷发出万千条丝缕如金热烈奔放的迎春花，金黄耀眼的一片，瀑布似的纷披悬挂，那时这座寂寞宁静的墓园在向人们无声地宣示着人间又一个春天的到来。

学校里一放暑假，孩子们便漫山遍野地撒了丫子。盛夏酷暑，这条从老市区通往海水浴场的唯一通道上，天天都涌动着络绎不绝的人潮，小伙伴们成群结伙地随着人流到海水浴场去“洗海澡”。

与延安一路紧挨并行的中山公园，那时有一座占地百亩的大苹果园，像一座人造的“花果山”，里面栽植着上千棵苹果树，有黄金帅、青香蕉、红金星，还有园艺工人精心栽培杂交的试验品种。

累累果实坠满了枝头，许多树都用木棍支撑固定以防坠断。除了苹果，还有绵延数里的葡萄架。葡萄架是用整棵的树桩架构的，胳膊粗的葡萄藤象蟒蛇似的盘绕，累累坠坠的葡萄串象玛瑙翡翠般垂挂下来。柿子、石榴和其它品种的果树也很多。

自春至秋，满园花香，硕果累累，姹紫嫣红。春天到中山公园赏樱花，沿着樱花路隔着篱笆墙，同时欣赏百亩果园的美景，令人赏心悦目。秋天苹果收获后，果园的管理相对放松，小伙伴们乘机钻进铁蒺藜网内，到果园西北角的榛子林中去拾落果。

我们仰面朝天地躺在密密的榛林里，一边满口喷香地嚼着榛果，一边看着偶尔飞进林子来的小鸟，它们就在我们的头上跳来蹦去，一点也没有发现这里还躲着几个屏息静气的孩子。

“洗海澡”的时候，苹果长得有拳头大了，“洗海澡”归来的路上，我们往往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对那些在铁蒺藜墙内被累累果实压弯了枝头的果树，总怀着垂涎三尺又只能望梅止渴的心情。铁蒺藜墙编织得确实无隙可乘，它仿佛是专为我们而设的防线。

在这道绵延不绝的墙里边好多地段还种植了一种浑身带刺的枸枳，我们管它们叫“臭杞”，厚厚的“臭杞”刺墙与密密的铁蒺藜网交织在一起，形成一道天然难以逾越的屏障，任凭你本事再大也休想进入。

可是望梅止渴是孩子们所不能甘心的，有一天晩上，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于是鱼贯而入，朦胧的月光下，果园的这个角落顷刻间响起一阵唏哩哗啦的骚动，只听见小伙伴们紧张的喘息声和孩子头儿压低嗓音的警告声：“轻点，别弄出声来！”我们把衣服扎进裤腰里，把胡乱撸下来的苹果随手从衣领口往里塞，塞满了便慌忙钻出来，一窝蜂地逃之夭夭。

不敢把苹果带回家，让大人知道我们去偷苹果是要挨揍的，一气跑到汇泉山上，在白天经常玩耍的山谷里，每人找地方挖个窝，把苹果埋进去，做上记号，以后什么时候馋了，随时可以来挖出几个解解馋。

我们也经常到与延安一路相连的京山路玩耍，从延安一路上坡十字路口处贴着山根进京山路，拐过弯就是万国公墓的正门。这是一座气宇轩昂的大门，门头上古香古色的题额和黑漆雕花的铁栅栏大门，都显示着这座墓园的豪华与气派。

这里的确是一块风水宝地，倚山面海，山屏林护，形势天成。这座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年）的墓园，在德国占领时期，一度曾成为专供欧洲人长眠的公墓。占地达3万平方米，几乎占据了整条京山路。

据记载，到解放前，这里有外国人的坟丘座，多半是外国的侨民和传教士等。墓园里矗立着造型各异的欧式风格雕塑，墓间花木繁茂，除了苍郁的松柏，还有开着红艳艳花朵的木芙蓉、石榴、夹竹桃和紫荆。

每座坟墓占地凭出资多少而定。那些碑座有高大纪念碑式的，有玲珑塔形的，还有造型各异的人物头像、半身座像或立像雕塑，可谓异态纷呈。一度曾成为文人墨客观光凭吊的景观。

年，著名现代诗人冯至与“语丝”派同仁来此，曾写下“墓旁”一诗：“一位女孩的雕塑，头儿微微低着，风在她的睫上，吹落一颗雨珠”。透过其诗依稀可见当年墓园中雕塑之美。

年病逝的德医院（医院）创办人福柏博士、年病逝青岛的德国第一任青岛总督叶世克等，都是埋葬在这里显赫一时的名流。想当年，这条名不见经传的荒凉山路，每到冬去春来，踏青郊游的季节，也曾车马熙攘，冠盖如云，衣着华贵的外国绅士和名媛淑女纷至沓来，凭吊祭奠他们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同胞，呈一时之盛。

那时候，引起我们这些孩子极大兴趣的似乎并不是这座墓园本身，而是墓园大门旁三间平房里住着的守墓人家。我们带着一种悲天悯人的眼光看待这家人，把他们视之为离群索居的怪人。

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世上三百六十行，干什么不能混碗饭吃，这家人却偏要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与坟丘为伍，他们必定在人世间有着不可告人的难言之隐，才不得不躲到这里来过一种与世隔绝的“苦行僧”式的生活吧？

天寒地冻的冬季，漫山遍野枯枝干草光秃秃地没有什么好玩的了，我们就聚集到住在三楼的陈氏兄弟家围炉漫谈，这是在那个年代和那样的居住环境下所产生的独具一格的大院式“沙龙”。七大八小的孩子挤得床上、地下里间外间满满一屋子。

我们津津有味地听年龄大点儿的孩子侃故事。我们侃“三国”，侃“水浒”，侃老电影，也侃流行的手抄本小说“一双绣花鞋”和“太平间的故事”。我们侃着侃着就侃到了万国公墓，侃到了万国公墓守墓人一家子。我们想象着月黑风高的长夜、风雨如晦的日子，置身荒凉坟地的守墓人家，象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在险象环生的鬼域挣扎度日，孤苦无依。

“嗳，你听说了没有，万国公墓那条路上有鬼火！真的，有人亲眼看见了，鬼火还打着旋追人哩！”

“你说可怕不可怕，看坟墓的那家子人，就守在坟墓堆里，周围没有人家，到了晚上黑灯瞎火的想想都吓死人，万一出来个鬼怎么办？到时候叫天天不动，叫地地不应！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想万国公墓的鬼可非同寻常，不光是青面獠牙，恐怕还是蓝眼珠子黄头发的外国鬼哩！”

于是我们就侃“僵尸扑人”的故事，讲“聊斋”中的鬼怪故事，讲的和听的都毛骨悚然，心扑通扑通直跳。屋外的风呜呜地吼叫着，那时候冬天里户外经常刮着阴阳怪气的风，呜呜咽咽，时紧时缓，时而象妖魔鬼怪在泣诉，时而象虎豹豺狼在怒吼，听着这样的风声更增加了故事的恐怖气氛。

陈家的二儿子外号叫“滑石猴”，本来就胆小如鼠，听了恐怖故事后，象受到惊吓的驼鸟似的一头钻进被窝里，用被子蒙着头，四肢并拢，手脚冰凉，大气不敢出，连翻身都不敢翻，象冰棍似的大睁着眼睛挺在床上，一宿没敢合眼，连小便都不敢下地解。

“你说怪不怪，如果世上真的有鬼，那万国公墓里该有多少鬼怪？为什么看坟墓的那家子人却一直好端端的平安无事？”

“你说为什么？”孩子们面面相觑，打不破这个迷。终于有一个聪明的孩子似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

“我知道了！看坟墓的是那些死人的守护人，鬼也是爱憎分明的，他们自然不会伤害守护他们的人喽。”

议论的似乎很有道理。从此我们对守墓人一家子于怜悯之上又增加了几分佩服。人家才真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不怕鬼，也招不来鬼。

据档案资料记载，早在抗战胜利后的年，万国公墓就已经坟满为患了。解放后从未有新墓入园，万国公墓实际上成了一潭死水。不过到公元年，这潭死水却掀起轩然大波，并且终于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中荡然无存了。

那是一个夏日的上午，红卫兵们高举着“砸烂万国公墓”的横幅，扛着铁锨、镐头，一路呼喊着口号，沿着延安一路浩浩荡荡地直奔万国公墓。“大白楼”的孩子们蜂拥尾随这支队伍，目睹了墓园被捣毁的过程。

其实，万国公墓的被毁是在意料中的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岂能容忍一座充满“帝国主义殖民色彩”的墓地存在下去呢？据说矗立在浙江路北端高坡上的圣弥爱尔大教堂顶尖上的两个十字架，曾是列入红卫兵“砸烂”计划的首选目标，被严重地认为政治上“有碍观瞻”。

只因这两个高达5米的巨型十字架，立在远望象两支削尖的铅笔似的高达56米的双塔楼的顶尖上，令红卫兵们一筹莫展。假如当时立体爆破技术发达，恐怕这两个十字架连同大教堂一起早就被“定点清除”了。

教堂顶上的十字架无法拿掉，万国公墓的坟墓却在劫难逃。红卫兵进入墓地后，一阵乒乓乱砸，他们捣毁墓碑、砸碎雕塑，掘开棺木，将墓中殉葬的金银珠宝收集起来，还逐一进行了登记。红卫兵显然是有备而来，掘棺前先喷撒消毒水，然后戴着胶皮手套、捂着口罩动手。不少尸体刚开棺时还栩栩如生，一见了风，立刻便变形消失了。

万国公墓被毀后，断碑残碣烂棺木随地丢弃，狼藉不堪，很久无人过问。秋风一起，遍地蛩吟。

在学校盛行“学而无用”和踢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闹革命的年代，因荒废学业而百无聊赖的孩子兴起了斗蟋蟀风。在果园里，我们曾见到一个蟋蟀群斗的奇观。在一个多年的草垛下，蟋蟀鸣叫声响成一片，我们合力掀翻草垛，一下子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无数蟋蟀正在为争夺地盘和配偶厮杀得难分难解，有的煽动翅翼发出胜利骄傲的鸣叫。

在草垛掀翻的一瞬间，它们激战犹酣，当发现大难临头时，这才一哄而散。为了捉蟋蟀，我们搜遍了京山和汇泉山的山谷沟壑，有些大胆的孩子竟想到了万国公墓，因为墓园被毁后，残垣颓壁中有蟋蟀，据说坟地里的蟋蟀格外善斗。

为了捉蟋蟀，我们施展了各种手段，采用电影《地道战》中的水灌、烟熏、“挖地三尺”等战术。水灌是我们惯用的战术，找到蟋蟀窝，就对着洞口往里撒尿，一泡不见动静，另一个孩子再来上一泡，蟋蟀们终于顶不住了。

首先“缴械投降”的往往是长着三岔尾巴的雌蟋蟀。它沿着洞沿磨磨蹭蹭地爬出来，仿佛打着小白旗口里喊着“别灌了，我投降！”雌蟋蟀似乎知道自己并不是人们要捉的目标，所以总是不慌不忙地爬出来，从容不迫地溜之大吉。富有“实战”经验的孩子，看到爬出来的雌蟋蟀，就能对隐藏在窝里尚未露面的雄蟋蟀身材大小,猜个八九不离十。

蟋蟀的配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按雄大雌小要么雌小雄大自然搭配的。蟋蟀王国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一个雄蟋蟀往往与三、四个雌蟋蟀同居,所以雌蟋蟀相继岀窝,往往是雄蟋蟀就要露面的前奏。雄蟋蟀跳岀来,显得慌里慌张,夺路而逃,丝毫不敢徜徉。

“文革”中我们也给蟋蟀们编上了“黑五类”的顺口溜:“尖嘴溜猴棺材头，飞琴母子光腚猴”。“黑五类”都是不会斗的劣种蟋蟀，叫起来也怪声怪气的象敲击破铁皮的声音,不似善斗的蟋蟀那般声音洪亮充满旺盛的斗志。

说来也怪,万国公墓废墟里的蟋蟀,大多都是被列入“黑五类”之一的“棺材头”，它们头顶上长着铲状的冠，活像棺材的前沿。不过墓地里也确实产生过“斗遍天下无敌手”的蟋蟀,令人不能不刮目相看。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原以为万国公墓的被毁，“解放”了那家常年守在墓旁的人家,他们终于可以远离墓地重返人群了。然而他们却仍旧羁留原地,似乎对这块墓地恋恋不舍。只不过他们已从大门口的小房，迁到了公墓大门相对的山坡上,一如既往地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

我们那时时常抄近路绕道京山路，到市图书馆或前海栈桥去玩。从延安一路岔到京山路经过红岛路便是大学路的中段了。我们喜欢踏上这条幽静的山路,一踏上此路，便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感觉,路边摇曳的草木和吐艳的野雏菊、喇叭花,都令人觉得进入一种回归自然的境界。

每当从守墓人住宅前路过,我们总是以一种异样的目光，打量这家甘愿与世隔绝的“怪人”。守墓人一家子有时正在自家院场上吃饭,他们围着一张小地桌,各自端碗闷声不响地只管扒饭,也许是守墓年久养成的职业病，或是对我们这群顽劣不轨的孩子心存疑忌,他们总是沉默寡言,他们的孩子也不打不闹规规矩矩的。

他们在山坡上开荒种田,过着闹中取静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在他们家的房前屋后,到处搭起豆棚瓜架,种着南瓜、葫芦、豆角、茄子、西红柿,还有向日葵和无花果。它们长得都是那么旺盛,把这面荒凉的坟坡装点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假如换个地方,这些诱人的菜果早就给野孩子糟践的不成样子了,尤其是那结满籽实低垂着沉甸甸大脸盘的向日葵,玲珑可爱的青皮葫芦,还有结着拳头般大小青中泛黄果实的无花果,这些果实给哪个孩子见了都会眼馋的。

可是我们敢于冒险到万国公墓毗邻的苹果园偷吃苹果,却从来都分毫不动守墓人的菜果。因为那是坟地上生长的东西,我们认为是不洁之物,偷吃坟地里长出的东西会被视之为“下三烂”,将会受到小伙伴们的鄙视和唾弃。

而守墓人一家似乎也知道他们在坟地上种的东西是不屑成为别人偷窃目标的,所以连篱笆也不设,就那样随意地种着任其生长发展。

如今万国公墓旧址上早已建起了百花苑文化名人雕塑园。京山路一带已是人烟稠密,有机关、学校也有居民。守墓人一家不知何年何月迁居何处。延安一路上我们那座曾引以自豪的“大白楼”在相继崛起的高楼夹峙之中早已黯然失色,成了一座远远落伍于时代的陋楼。令人惋惜的是中山公园美不胜收的百亩果园也被“整体迁移”而荡然无存了。

对于中山公园苹果园的变迁，我一直怀着十分惋惜的心情，试想在公园樱花大道与延安一路中间，至今保留着一座美仑美奂的大型果园，供市民赏花釆摘休闲娱乐，那又是一番怎样的情景。

而对于万国公墓的存亡,我至今怀着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情：百年青岛保留下了那么多欧式建筑,成为一种历史的符号和旅游观光的景观。从这个角度而论,曾荟萃着西欧雕塑、园林、建筑与人文景观于一体的万国公墓毁之未免可惜。

可是假如在这人口稠密的市区中心地带真要保留下一座偌大的墓园,于居住在周围的居民似又殊不相宜,故又很有毁除之必要。而毁除的方式惟其在“横扫一切”的年代才会那么彻底、干净、利索。否则,光那上千座外国人坟墓的动迁,也将会是一件无法想象的复杂工程。

呜呼,万国公墓之毁于一旦,毁得其时,亦毁得其所乎!

（作者：赵德明青岛市粮食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