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行路之人。带着自己，向着远方，冷然前行。时光如河，岁月如流。从故乡到异乡，从少年到白头。走着走着，再回首，岁月已无痕。

年的夏天，我从珍地村的初中学校毕业了。这一年，15岁。

8月29日，母亲带着我到安溪铭选中学报到就读高中。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安溪县城。此前，村子未开通客运班车，村里的小汽车寥寥无几。我们求人搭车，站在村水泥厂拥有的唯一一辆皮卡车的车斗上，一路站到安溪县城。当天下午，车过祥云路，到达安溪大桥桥头，我和母亲就下车了。彼时安溪汽车站距离安溪旧大桥的距离很近。我们在桥头雇了一辆三轮自行车，花了三元钱送到铭选中学。学校所在地名叫北石。铭选中学距离安溪大桥桥头东堍并不远，一边走一边问路，慢慢地沿着安溪旧大桥，到河滨西路拐个弯，也很容易走到学校；由于手里拿了些行李，而且我和母亲都没有到过学校，所以我们就搭乘了三轮车。

到学校时，快要夕阳西下了。走入校门，向门卫师傅问明报名地点，沿着教学楼前那一排高高的台阶往上走，走到教学楼下，学校正在那里摆摊受理报名。报名过程十分顺利，缴纳好学费、住宿费、伙食费，拿好收据和宿舍门钥匙，走到事先分配好的宿舍入住，前后不过几十分钟。母亲送我到宿舍之后就离开了。她怎么离开，我已经记不得，只记得我送到学校门口，也没有问清楚她将如何回村子，她和我甚至连午饭都没有吃，晚饭也还没有吃，就匆匆道别了。当天晚上，我倒是就吃到了食堂供应的饭菜，可是母亲呢？她会到哪里吃饭，又吃了什么，怎么离开安溪县城返回村子？少不更事的我，竟然没有关心一句，就如此草率地道别了。如今想来，我很自责自己考虑不周。

祖籍安溪善坛的旅外侨胞钟铭选伉俪及其子女斥巨资捐助办学，在安溪县城西面的美法村北石，建设了宏伟漂亮的校舍。县里从当时各个学校抽调精兵强将，配备了良好的师资队伍。应该说，铭选中学的起点是比较高的。铭选中学建校之初，为单身的青年教师和学生提供的宿舍，有前后两排学生宿舍、侧面一排单身教师宿舍，另在校园门口建了几幢教师的单元房。两排学生宿舍平行排列，坐北朝南，每幢六层楼。我被安排在靠近食堂的后排底楼，底楼，宿舍号码，就是靠近水房兼卫生间的那一间，八人间，标准配置。除了宿舍楼，学校的建筑还有教学楼、实验楼、食堂、体育馆和操场，各种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在新创办学校里条件应该是最好的。

宿舍前面的草地上，种植了大片美丽的花树。其中有一种花红叶阔，当时并不知道树名，后来知晓它的学名是洋紫荆、红花马蹄甲，俗名马来西亚大红花。这是热带的树木品种，实际上学校里面许多花草树木都是热带亚热带的作物。在我们宿舍正门口的花坛里，还种植了一排叫做萼距花的小花，开着十分细小的浅紫色的小花，还有一大片红艳艳的朱顶红。花坛实在太小了，我们洗衣服的水经常直接倒在这个花坛，所以这一片朱顶红长得十分茂盛，它的球茎层层叠叠溢出了花坛，令人不禁赞叹怒放的生命之神奇。学校里种植的主要植物，还有凤凰花、散尾葵、三角梅、桃花，还有芒果和龙眼。由于我家村子海拔高，常年山风呼啸而过，总体上气候相对凉爽适宜。县城凤城镇的海拔低，纬度也比珍地村低，四周又被山头所包围，因此天气更热，县城的植物与村里的植物也就大不相同，县城里最常见的芒果、龙眼、荔枝，村子里基本没有，更别提红花马蹄甲了。所以我到了学校，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对于植物和城镇的观察也是一如既往地细致入微。

高中生涯为我的人生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我读过美国历史学者塔拉·韦斯特弗的自传体作品《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位女学者和我一样，历史学专业科班，但年龄比我还小。她在17岁之前，一直生活在美国西部爱达荷州的巴克峰山区。巴克峰民间俗称“印第安公主”。由于摩门教徒父亲精神偏执、拒绝接受正规教育，她从未上过一天的学校，只是在自家的金属废品处理工厂，一边帮父亲干活，一边克服来自父亲的阻扰，实现自我教育。17岁的时候，她自学成才，考上了犹他州的杨百翰大学。从未曾接受正规中小学教育到良好的高等教育，直至后来到剑桥大学读完历史学博士，作者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转身，打开了另一个世界。这本书英文名叫Educated，直译就是《受教育》，太过于平淡，传递不出作者想要表达的背后真实含义，中译本就意译为现在的书名，倒是十分妥帖。作者对巴克峰家乡的描述和我家乡，珍地村的五阆山世界，又是何等相似。作者如此写道：“父亲所有的故事都关乎我们的山，我们的山谷，我们呈锯齿状的爱达荷州。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如果我离开这座山，如果我漂洋过海，发现自己置身于陌生的地面，再也无法在地平线上搜寻那位公主时，我该怎么办。”读到这句，我的心里不禁泛起一丝丝酸楚。我能感同身受，但我比她幸运，我从小就接受到相对较好的小学和初中学校教育，而无需克服千百重的困难，偷偷摸摸地躲在地下室自学。

我们就像这些在人生追寻途中的鸟儿，从安溪的四乡八镇涌向蓝溪河畔的这所学校聚拢，铭选中学是否就是我们这些寻觅梦想的青少年，得以暂时歇脚的山？

我的幼儿园、小学和初中，都是在珍地村就读。小时候觉得珍地村很大。当然，村子再大也还叫做村子，再大也大不到哪里去，所以在山村里读书的好处也有，最大的好处就是空间距离触手可及。平时往返学校的距离比较近，生活和学习可以兼顾，比较方便，学校就设在整个村庄的中心位置，每个孩子早上从村庄的四面八方步行而来，向村中心聚拢，中午放学返校吃午饭，路途基本都是以学校为圆心，半径不超过一公里半的范围之内。中午或者稍晚步行返校，下午放学后再步行回家吃晚饭。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生，吃完晚饭后还得返回学校参加晚自习，晚自习结束，我记得基本是晚上九点钟，就各自回家睡觉，如此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当然，在村子里读书也有一些跟县城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像我这样的家庭，除了读书之外，还得帮父母分担一些家务活。在我的家庭教育理念里，作为长子理应比其他孩子更加懂事、更加勤快，更要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以便为将来长大之后承担作为长子应尽的义务而积累经验。于是从小起，我就积极主动帮父母做饭，到地里摘菜，拔草喂兔子，帮忙照顾弟弟妹妹。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个傍晚，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班主任老师，带着其他几位老师对班级的每个孩子进行家访，在走到距离我家大概50米远的小路上，跟我相遇了，彼时我提着一篮子卷心菜，往家里的方向走。班主任老师见到了，就跟着我回家。第二天，就在班级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我懂事、能为家庭分担任务。老师不表扬则已，这一表扬让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不知道其他孩子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要是跟我也都一样的话，如果帮助家里分担家务活是共性和普遍现象的话，那么表扬就让我不好意思接受了，所以我后来一直希望老师再也不要开展家访了，免得又要表扬我，那我会很不好意思。因为参与家务活动，学习上的时间就会相对少一点，用在家务的时间分散掉了集中学习的时间。但恰恰这样让我学习了更加合理地安排时间，做好时间管理。

从小学到初中，上学时间、作息时间都极有规律。至迟从小学开始，我就懂得时间管理的重要性。我没有手表。我不会向父母提出购买手表的不合理要求。父亲也没有手表，我家唯一的手表是母亲结婚时置办的“上海”牌全钢手表。年代中国人结婚的“三大件”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基本都是上海产。要置办这几大件，不仅需要钱、还需要票，凭票购买，计划经济时代什么都是配额定量供应，物资短缺嘛。母亲这块手表一直用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才最终坏掉。

母亲就这样成了我家的时间掌控者。从大处讲，哪个季节、哪个时节、哪个月、哪一日，该种植什么作物，该安排什么活动，该敬奉哪位神祗，该祭拜哪位祖先，该拜访哪位亲戚，都在母亲的头脑里。她对这一切了然于胸，毫不含糊。即使没有手表，我相信她也一定十分清楚。因为她随时都能记得是初一还是十五，该去拜天公了；记得哪天各位神祗的生日或曾祖父的忌日，该煮上贡品去祭祀；也都能记得阴历廿四节气具体会在哪一天到来。这种本领，到现在我也没能学会和掌握，但母亲从来没有忘记过，也都能够十分精准地做出相应的安排，我现在也不好意思问她到底她是如何获得这项精准的本领。我自己心里只能想到一个可怜的学术名词——语境。或许语境使然，在村子的语境里，母亲可以熟练地掌握她的语境里那本《生活大百科》里每一个词项的精准含义。她就是这本大百科全书的主编和作者。

从小处讲，比如具体到每一天，母亲可以做到早晨都在同一个时间起床，然后在煤炉子上面架好生锅（铝锅），开始熬稀粥，作为早餐主食的稀粥。然后，和父亲一起到地里去浇菜或者干其他农活，他们要抢着日头还没有照到，或者即使出了日头但日头还不太毒辣之前，把菜地浇好水肥，这样菜叶子就不会被阳光灼伤。而我，也会跟着父母的节奏，比他们略晚一点起床，然后拿着书本，走出家门，到屋前屋后的田野小路上，大声朗读这些内容。待到一定时间，大家心照不宣都会回家，然后一起吃早饭，吃完早饭再到学校上课。

在村子里读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对时间和空间不会迷失方向。即使没有手表，没有指南针，也不必担心。一个人一生的周期，与整个村子的周期，没什么两样。一切只要遵循祖先流传下来的四季更替和周而复始，就好了。每天早晨，鸡棚里的公鸡扯着嗓子没命地快乐地叫喊，有节奏地打鸣，督促村民们赶紧起床煮稀饭，浇灌园圃。村民们自觉自愿配合公鸡鸣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珍地村东面最高的山头叫做悬钟岩，早晨醒来，推开大门，就可见太阳正从悬钟岩峰顶探出头来，放射出万丈光芒。一看大概也就明白这是早上几点钟。每天太阳的高度都差不多，尽管春秋冬夏略有差异，但我们都了然于心、习以为常。下午放学，回家吃过晚饭，可以发现太阳又从西面的新丽尖落下去，看看晚霞的色彩和高度，大概就知道这是几点钟。村民们除了夏天要享受黄昏的阴凉，会到菜地里浇水或者给番薯疏苗，其他时间都知道，这时候应该配合黄昏的节奏，日落而息。时间与生活，从来如此简单。

至于空间方位的判断，更为简单。我家房屋的方位是坐南朝北，背枕五阆山脉一座山峰，高则高矣，但我从来不知道这座山的准确名称，或许就叫做前山；我家房屋的正大门，面朝向着正北方。村子正东边是悬钟岩；正西边是新丽尖；正南面是五阆山脉各支山峰；正北面有个缺口，就在我家正对着的远方。从我家正大门远眺，最近可见铜锣寨，天气晴好的时候，峰顶的铜锣庙历历在目；再远处，可以看到剑斗镇，更远处，永春县的山峦隐隐若现。悬钟岩和新丽尖横亘在我们村子的东西两侧，南面倚靠着峰峦叠嶂的五阆山脉。太阳每天清晨正常升起，除非阴雨天，然后在白天巡行在村庄的上空，最后在黄昏坠入另一边的山峰背后。四季轮回，昼夜轮回，未曾改变。

时空的定位是如此的简单，以至于我不需要手表，也不需要指南针。在15岁之前，我只需要在这几座大山之间活动，在这群山之间感受四季的更替和时空的转换。

如今想来，彼时的生活是那么简单而充实。很多人都说，现在大都市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太快了。那时候，如果实在想知道具体几点钟，对我而言，有两种办法：一是问母亲看手表，当然前提是手表必须保持准确运行。我读初中之后，母亲的手表开始有误差，开始要到湖头镇上去找钟表匠修理。第二种方法，是打开我家除了电灯之外的唯一电器：一台双卡收录机。打开电台，任何一个频道，每隔一个小时或者有些频道每隔半个小时，就会准点报时，这个是非常精准的。这台电器对我的学习，甚至对我一生的许多思考习惯和对外部世界的观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读小学的时候，中午除了回家帮家里做家务活之外，每天中午吃完午饭返回教室，都要帮助老师在黑板上抄写一遍书本之外的作业题目，因为辅导书只有一本，是老师用书，而我们只能通过抄写，抄到各自的练习本上去做题。我先帮老师在黑板上抄写完一遍，然后自己再抄写一遍，然后自己再做题，然后赶着下午上课之前，把黑板上的题目擦掉，因为下午上课还得使用黑板。那老师干嘛去了？他去午睡了。正因为这样帮助老师抄写作业题，我也就养成了写字又快又好的习惯。现在想想，读书的时候帮老师多干点活也挺好，有利于锻炼自己学习做题的速度与效率。

到了安溪县城读高中，由于住校，学习的时间变得更多了。从入学伊始，就有了与小学和初中阶段不一样的时间安排和学习节奏。因为不需要再参与家务活了。时间是个好东西，它可以见证你，也可以造就你。现在回首，一晃距离年到高中报到，竟然快过去30年了！过去的回忆总是美好。一个人从来都意识不到当时的情绪，直到后来，思绪慢慢地扩散开来，慢慢地延伸，以至于渗透到自己生命的每一个细胞，渗透进自己思维的每一个角落，再重头拾起，这时候才会明白，我们只是对过去，而不是对现在，拥有完整的情绪。因为现在和未来，未来尚未到来，无法预知下一刻会是怎样。

当时我读的高一年级，总共只有四个班级，我被安排在高一年级四班。学校从未明言同学们的分班是如何分的，我也从未听谁说起过，也从未主动问这个问题。班级少，所以其实被分配在哪个班级无所谓的，不像其他学校，班级多，可能还分什么“快班”和“慢班”，把尖子生纳入快班，把普通生纳入慢班，好像到现在也是各地许多学校的通用做法。

论成绩，我的入学成绩属于高还是低，我已无从知晓，因为学校没有公布入学成绩。我也根本不关心成绩。我坚信过去就过去了，英雄不问出身。入学到了同一个学校，每个人都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了，也就不存在谁分数高、谁分数低的说法了，前面的成绩此时都要清零。新的成绩榜单必须在接下来的实践中予以重排。我自始至终，从没有问过其他任何同学的入学成绩，也没有任何要知道的想法。

我对成绩的理念，其实与我对人生世事的洞察，完全一脉相承。这个理念被后来的实践所证实——真正乐观的人、奋进的人，对于人生世事所持有的最佳态度就应该是无惧将来、不念过往，你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只管奋力往前奔走。从高一年级的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开始，我的成绩一直都稳居排名班级第二名，直到高一年级结束。换句话说，就是高一年级的期中考和期末考加起来总共有四次，都是班级第二名。从高二年级开始，一直到高考结束，我一直稳居班级第一名。年级段不知道有没有排成绩，我不得而知，估计也是年级榜首。我在高中三年的学习成绩，用一句十分陈旧的套话来描述结果：年夏天，“以优异成绩考入全国重点大学”。如今，全国有42所重点大学改称为“双一流大学”。

论分科，我似乎更擅长文科。高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就要考虑高二年级的分科问题。后来，自主选择文理科，我选择了文科。高二年级一班、二班是理科，三班、四班是文科，我被安排在四班。学校这个分班的方式，似乎有点“重理轻文”的味道。一二班是理科班，三四班才是文科班，这种排序，总归有点给人以次序颠倒的感觉。常规的语言顺序，不都是文理科、文理科这么叫法的嘛，当然是先讲文科、后讲理科，就像古代讲“文武双全”这个词语，次序肯定是先文再武。既然是先文后理更加符合历史传统，那我们的高中，缘何不把一二班命名为文科班，把三四班命名为理科班呢？我当时就有些疑惑，不过究竟为何这么称呼，至今仍然无解，或者是那种重理轻文的传统观念使然，说到底，普遍的看法就是，读书就要落实到实用主义，要有实际功效，这方面理工科当然更加直接兑现，而人文社会科学显然不符合常人立即兑现功用的普遍认识。当然，当时所有的大学，也是以招收理科生为主，理科生的总招生比例远远高过文科生，这一点在高考录取比率上得到印证，文科班高考普遍一个班也就只录取几个人。

在高二年级，开始组织“全省会考”。会考是个啥东西？我的记忆里，会考考试难度相对较低。估计属于高中阶段的毕业考试，只要通过了会考，或者说只要会考的成绩合格，应该就能拿到《高中毕业证》。会考需要参加的科目数很多，多得有点惊人，九科。高中阶段所学到的所有课程，不管是主科还是副科，都要纳进会考的考核范畴。会考侧重考察高中生学习的均衡性。用个时髦的话讲，会考侧重于通识教育。文科生必须考理科班所学习的科目，理科生也必须考文科班的课程。

从高二年分科开始，对文科生来说，主科是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和历史，副科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对理科生而言，主科就是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和化学，副科则包括政治、历史、生物、地理。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五门主科+四门副科，就是标准搭配。那么，剩下最可怜的学科，恐怕非生物和地理莫属。彼时的高考，都不考生物和地理。我那时有点疑惑，这两门学科，难道是可有可无的吗？按照现代学科分类，生物和地理被归入自然学科范畴，也是十分重要的现代学科，不属于文科尚可理解，可偏偏理科生的高考考试也不接纳它们，把它们晾在一边，成为可有可无的通识课程，那还正常吗？

会考的持续时间很长，我记得从高一年级开始，一直持续到高三年级，每个学期考一个或几个科目。最先考掉的好像是高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地理；然后是高二年级的生物、物理和历史。其实我对地理和生物这两门学科还是有着浓厚的兴趣，关于动物、植物，大自然的精灵，不就是生物吗？自己居住的星球，大自然的风雨雷电，自己周遭的一切，不正是地理吗？只是很遗憾，会考一结束，地理、生物这些课程，在参加完会考之后，在高中阶段就不会再继续学习了——直到我读大学。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开始系统学习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历史学理论，才得以重新拾起地理这门课程，因为历史与地理本来就不分家。到复旦大学，我读博士的专业研究方向还就是经济地理。在大学里，我终于有机会得以“混到”生物系朋友的实验室去玩，陪她一起摆弄植物切片，学到了植物克隆的有关知识。通过选修课的方式，重新学习与生物相关的课程。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选修了一门叫做《天地生相关学》的课程，属于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和交叉学科，老师讲得很有意思，几门自然学科融汇于一炉，给我的启发也很大。

回到高中时期，其他副科也是一样，会考的结束就意味着这门学科的终止。九门科目，我的会考成绩全部都是“优秀”。学校是否公布每个人的会考成绩？我老早就记不清楚了，好像没有公布，如果真是如此，那我就觉得我的高中学校还是挺聪明的，不公布学生的成绩，这很好——大家也不需攀比，也无需焦虑，每个学生只管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本事，去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就行。只管奋不顾身往前冲，只问耕耘，无问西东。我也从未关心过成绩，事实上不仅对于同学们的成绩我不关心，就是我自己的成绩我也并不在乎。

论时间投入成本与产出的比例。高中阶段，在县城的同学都采取走读的方式往返于学校和家里；像我这样从安溪四乡八镇汇聚而来的学生，学校统统安排住校。除非有个别同学嫌宿舍太拥挤，而自身家庭经济条件尚可承受，才会提出申请，另行到学校附近的民宅租房住宿。当然，学校并不提倡学生在校外租房，一是出于安全考虑，二是也担心学生在校外学坏，三是住校更便于统一集中管理。就学校的角度来说，对学生们进行圈养，总比任其自然地散养，管理起来肯定更容易一些。

因为高中三年时间，我都住校，因此就有了比起以往任何阶段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上面。高中阶段，高中生所领取的任务其实十分简单，那就是读书。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基本没有其他任务。这不仅符合社会的广泛要求，也符合师生和家长的普遍期待。读高中，不就是为了读大学做准备吗？为了读大学，不就得认真读好高中吗？这是非常简单的单线逻辑，道理再浅显明白不过了。

高中阶段，不管是住校生还是走读生，日常的空间轨迹十分简单，就是“两点一线”：教室——宿舍。只不过比起走读生，住校生这“两点一线”的行程距离更为缩短——从教室到宿舍的直线距离不过米。即使走路要绕几个弯，算下来估计路程也不会超过米。宿舍就在学校里面，教学楼距离学校正大门更近，宿舍则隐藏在学校正大门往里走，穿过教学楼，再往里走更远一些的地方。有些同学虽然住校，但是老家就在县城周边，比如城厢镇、参内乡、魁斗镇、官桥镇，再远点也就是龙门镇、金谷镇，距离县城距离基本就在20公里以内的范围，如果老家村子分布在公路两侧，那么整体上公共交通还算比较便利，他们平时周末就可以相对比较便利地返回老家，待到周日下午或者晚上再返校。

那时候全国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全面采用“五天半工作制”，只有周六下午、周日全天属于休息时间。周末的时间本来就不算充足，而我家距离安溪县城足足有51公里，交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便利，那时候的私家车不像今天那么普遍：一则我国汽车市场尚未对外开放；二则老百姓的钱袋子普遍还没有现在这么饱满。所以，那时候基本没有私家车的说法，只有单位和企业才有公车。由于从县城返回村子交通不便，而且费用不赀，平时周末时间又很短，所以我平时基本住校，没有回到珍地村，基本在寒暑假才会回去。这样我赢得了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上面。时间投入的密集度也带动了学习成果产出率的持续提高，应该说，在没有外部变量的情况下，学习投入的时间与学习成效的产出是成正比例的。

很多人会觉得高中阶段很用功、很刻苦，我觉得情况并非如此。我没有觉得自己当时读高中有多刻苦，多用功。虽然时间投入确实比起小学、初中阶段是多了许多——小学初中阶段我还得帮忙做一些家务活，而高中彻底没做家务了，更有充足的时间投入学习。更何况，高中时代，我的日常空间轨迹如此简单，平时不是呆在宿舍，就是呆在教室；不是在从宿舍到教室的路上，就是在从教室到宿舍的路上，还能去哪里啊？

我后面的人生故事，就从这样的“两点一线”开始了。直到我走出了安溪，走向了全国最大的超大城市。在空间地理上，我基本离开了家乡。但在心里，家乡却从未走远。

作者简介：

何建木（-），福建安溪人，中共党员，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居上海市浦东新区。现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管理局党群工作处处长，上海陆家嘴金融城综合党委副书记，上海陆家嘴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第21批中央博士服务团成员、上海团团长，挂职任四川天府新区发展和经济运行局（企业服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学术专著《多元视角下的徽商与区域社会发展变迁研究——以清代民国的婺源为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年12月出版）荣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等期刊杂志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散文随笔20多篇，总字数超万字。多次荣获复旦大学一等奖学金、公务员三等功、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上海市重大工程实事立功竞赛优秀建设者、上海市爱国拥军模范个人、上海市浦东新区好干部等称号。

年9月至年7月，就读于福建安溪铭选中学（高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