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天气是难得地好，陶姮女士的心情却烂透了——丈夫因“流氓行为”被镇派出所拘押了两个多小时，最终在她的“强力交涉”下，交了一千元罚款才解除拘押。

“你怎么可以给钱？！”

丈夫沃克·奥尼尔一获得自由便对她大光其火；而她一言没发，甩了丈夫一记耳光。

丈夫一只手揉着另一只手的手腕，呆呆地瞪着她，像是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几乎要哭了。尽管他外国人特征鲜明，一只手却还是被铐在了派出所的护窗铁条上——南方的派出所通常是将待审的人铐那儿的。幸而陶姮交涉得及时，否则“待”多久是难说的。

两千多户人家的小镇，传达暗号似的，迅速就将她丈夫那一件丢人现眼的事传播了开来。自然，使她也成了一个狼狈的女人。从派出所往旅店走的路上，他俩身后始终跟着些看热闹的人，像走在荒野的两口子后边紧跟一群狼，一直跟到旅店门口。等他俩出来，他们仍守候未去。又跟着，直跟到他俩上了一辆小面包车为止……

只能坐六个人的小面包车已然超载，他俩在门口是犹豫了一下的。

“上啊上啊，下辆车也会这么挤的！今天是集日，哪有不挤的车？”

招揽乘客并且卖票的人，一边说一边将他俩推上了车。之后，自己便上了车，理所当然地坐在司机旁的空座上。陶姮的老外丈夫，立刻聚焦了全车人的目光，包括一个抱在母亲怀中的两三岁孩子的目光。她先被推上车的，吸入一口污浊的空气，本能地朝车门转过身，双手撑于门上方。尚在车下的沃克，见状更加犹豫。他张张嘴，分明想要说句什么，大概想说“那你下来吧”；不待他那话说出口，也被卖票的推上了车。车门一关，车内的空气更加污浊。没在集上卖掉鸡的一个农妇，将两只双爪捆在一起的公鸡带上了车；而一个四十多岁的精瘦黢黑的小个汉子，膝上则横着扎口的麻袋，听里边发出的声音，显然是一头小猪。沃克不得不弯曲他那一米八的身体，即使那样，后脑脖子以及双肩，还是与车顶紧贴着了。他用屁股顶着车门，双脚蹬着车门口那一级台阶，为了保持平衡，搂住陶姮的腰。陶姮不太情愿，却无可奈何，因为再没有一点儿空间能将丈夫推开一些。丈夫的长下巴抵在她的肩部，而她倒宁愿和他脸对脸。不论对于她还是丈夫，脸对脸的别扭也强过那么样。

车一开，空气总算不那么窒人了。

沃克的唇触着了她的耳郭，他小声说：“我没做那种事。”

“别说了！”——陶姮心里的火气腾地又蹿上脑门儿，语调听来就挺严厉。

沃克执拗地说：“我明明是上了一个圈套，你怎么就不肯相信我，而非相信他们不可呢？”

听来，沃克也有点儿火了。

“我非相信他们了吗？你暂时闭上嘴行不行啊？！”

陶姮嚷嚷了起来。

一时间，车上所有人的目光又都望向他俩了，连卖票的人也回过头来，司机也说“不许再吵啊，看吓着孩子”，就连麻袋里那只猪崽也停止了哼哼。

沃克叨咕了一句：“真讨厌！”

之后，小面包车劣质的收音机里传出嘶嘶啦啦的歌声：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再之后，不知是开车的还是卖票的换了频道，收音机里又传出了相声。于是，车厢里有人笑了。相声延续了几分钟，车厢里也就笑声不断。至于那段相声究竟说了些什么，陶姮的耳朵是一句也没听进去的。她只听到了笑声，别人的笑声，对于她不啻火上浇油……

陶姮当然是一位中国女性，不，应该说曾是一位中国女性；自从二十几年前嫁给沃克，便是一位美国公民了。目前，她是美国某州立大学的教授，教中国古典诗词。同时，还是那一州由中国政府开办的孔子学院的客座教授，每周两节课。第一节课用英语讲，第二节课用汉语讲。沃克是同一所大学的教授，教比较文学，热爱摄影，摄影作品曾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过，算得上是一位业余摄影家了。

以前，只要陶姮想回中国，沃克总是表示乐于伴她同行。他不但爱他的中国妻子，渐渐地也开始爱中国了。每一次准备陪妻子回中国，都显得有些兴奋。六年前，陶姮的父亲去世了。四年前，她母亲去世了。陶姮的父亲曾是一位大学校长，而母亲曾是省城的中学校长。父母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他们先后去世，她在国内便没亲人了，故而回国的动念起得不怎么热切了。

一种现象相当普遍，不论哪一个国家的人，即使早已成了外国人，对于回到或打算回到原属国这一件事，习惯上往往还是要说成“回国”的。仿佛对于他或她，原属国才更是自己的“国”。这与是否喜欢或热爱后来加入国籍的那一国其实没什么必然关系，与是否融入了那一国家的主流社会也没什么必然关系。必然的原因只有一个，便是——人性更倾向于维系住对自己来说最具有母体意味的原属对象。这乃是人性的自然表现，也差不多是普遍之动物性的自然表现。所以，举凡一切拥有第二国籍的人，回到或打算回到原属国，说法上总是那么的相同。“回国”——说汉语的这么说，说英语、法语、德语等等语言的也这么说；全世界差不多都这么说，发音不同而已。

陶姮是很喜欢美国的，甚至也可以说，她已经恋上了美国这个国家。在她所居住的那一个州那一座城市里，她和丈夫拥有一幢别墅式住宅，是他们婚后贷款买的。今年，也就是年，还清了贷款。在中国，宣传给许多中国人这么一种印象，仿佛金融海啸使美国变成了一只烂苹果，大多数美国人都已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了。而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并没觉得金融海啸一下子使自己的生活过不下去了，正如许多中国人也并没这么觉得。单论房价的话，虽然她才回国一个星期左右，耳濡目染的，使她感到中国的问题比美国严重多了。这使她很替中国忧虑。然而以上一切，都不影响她一如既往地热爱中国。在已经过去的一个星期左右的日子里，她每每被人问道：“你觉得美国好还是中国好？”——这么问她的，主要是她当年的同学或老师。

而她每次总是这么回答：“都好。”

一种有所准备的变聪明了的回答。

以前她可不够聪明。有次她回国后，几名大学同学聚在一起，交谈甚欢的情况下，也有人问了如上这么一句话，而她当时的回答却是：“我觉得还是美国好一些。否则我也不会加入美国国籍，嫁给一个美国男人，在美国长久定居下去啊！”

她那些同学，皆非庸常之辈。有的做了教授、院长；有的仕途得意，当上了副局长、局长；差点儿的一个，也当上了“建委”的处长。还有的经商了，开上了宝马、奔驰、奥迪什么的好车。总而言之，当年大学中文系那几位关系良好的同学，都已是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了，而且一个个踌躇满志，仿佛前途光明远大。当时她认为，既然都是关系良好的大学同学，没有必要不实话实说。然而她想错了，在她回美国之前，打电话逐个联系大家，提出想再聚一次时，他们一个个皆找借口回绝，有人回绝的态度还特冷淡。这使她好生纳闷，心想自己肯定是将大家都得罪了。可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怎么着就得罪的，她却反省不出个所以然来。直至回到美国一个多月以后，才从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师的信中嗅出了点儿味。那老师在信中提醒她——某些不该那么说的话如果那么说了，有可能给自己造成负面影响。

陶姮立刻明白，原来是自己说了不该“那么”说的话，自然也就联想到了和同学们的那一次聚会。可当时自己究竟说了什么不该“那么”说的话，却还是怎么回忆也回忆不起来。不久，参加了那次聚会的乔雅娟给她打了一次越洋电话，指名道姓地告诉她，在那次聚会后，是李辰刚出卖了她。他是一名“信息联络员”，他把她在聚会场合说的“美国当然比中国好”那一番话，当成具有呈报价值的“信息”向有关方面呈报了；同时还加上了表示气愤的评论语——“冷嘲热讽抑中扬美的言论，竟无一人予以反驳，有人还居然表示了赞同……”这么一来，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批示曰：“查一查，有人是哪些人。”于是，等于所有参加那一次聚会的人都受牵连了，结果人人撇清，人人自保。毕竟，皆是有强烈上进心的人，做不到满不在乎。

“可我并没冷嘲热讽地说，如果没人问我根本不会说那些话是不是？当时我的话说得很诚恳！起码你是可以做证的吧雅娟？他为什么要把‘冷嘲热讽’四个字加在我头上呢？”

那一天是周六，陶姮做完家务，正和丈夫在花园里闲悦地饮着上午茶。一个国际长途听下来，使她的情绪大为激动。

大学时期曾经要好得如同死党的乔雅娟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劝她：“陶姮啊，你也不要太生气，而且你还要理解他一点儿。我想，他那么做，恐怕也是迫不得已……”

“我实难理解！迫不得已？总不会是因为有人持刀逼着他那么做的吧？”

陶姮起身离开小桌，绕到了房舍后边，她不愿丈夫听到她的话。

“当然绝不会有什么人逼他那么做。我猜他是这么想的，自己如果不那么做，万一有当时在场的另一个人那么做了，倘若自己被追问到头上，不是会很被动嘛！他也不过就是出于防一手的心理，变被动为主动。他那人你也是了解的，一向谨小慎微。怎么说他呢，特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何况，你上次回国，不是正赶上中美关系闹得挺紧张的嘛！非常时期，他的做法确实过分了，但怎么说也是你应该予以原谅的。啊对了，我还得提醒你一下，以后要在中美关系好了的时候回国来，别偏偏赶上中美关系挺紧张的时候……”

她没耐性听下去，找个借口，说声“拜拜”，啪地合上了手机。回到前院，立刻冲丈夫发起火来：“你们美国政府为什么总和中国政府过不去？！……”

坐在椅子上的丈夫放下报纸，定睛看了她片刻，慢条斯理地说：“姮，别忘了你早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了！你和我一样，都是美国公民。”

平平淡淡的两句话，噎得陶姮一愣一愣的。

丈夫又表情严肃地说：“我再强调一次，我不懂政治。而且也不喜欢和自己的妻子讨论政治。尤其不喜欢和妻子讨论中美关系的是是非非……”

他一说完，起身进到屋里去了。

陶姮被晾在那儿，久久发呆。

其实她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她一向认为政治完全是政治家们的事。而即使对于老牌政治家们，政治有时也难免会是一种非凡的痛苦。因为如果缺乏谋略，几乎就没有什么所谓政治的能力可言。但却进一步认为，深谙谋略肯定会使人变得不怎么可爱。尽管如此，她仍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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