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拨贡本名杨生荣，咸丰六年（）生于灵武市崇兴镇杜家滩村一个回族家庭。他的祖辈以商为业，特别是父亲杨纶善于经营，常贩运货物往来于灵州与绥远之间，同时致力垦荒，不断购置田产，渐臻富有，建筑家院，成了当时比较富裕和有威望的乡贤。杨纶对儿子管教甚严，要求行为有礼貌，讲话有分寸，由此杨拨贡逐步养成了礼貌待人、慎于事而讷于言、勤俭耐劳的习惯，并保持终身。

年春，年仅四岁的杨拨贡被其父送到灵州钟灵书院，开始了近九年的私塾生活。初期学习和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养教材以及《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杨拨贡聪颖好学，聚经史穷日夜读之，句探字索，必通贯乃已。行年十二，他已将“四书”及“五经”中的《诗》《书》《礼》读毕，童试中均列首选，得食廪饩。这引起了当时秦渠西边一位王姓乡绅的嫉妒和不满。　

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动荡，发生了两个大事件：第一件是同治七年（）九月间西捻军进军陕北，连克安寨、延川、绥德等城，并大败刘松山，杀其部将李祥和，清军围剿捻军失利；第二件是同治七年（），西北边疆动荡，清政府派左宗棠西征镇压，义军首领马文禄战败降清，白彦虎率部逃往新疆，这两起事件均波及到灵州。

是年年中，王姓乡绅向当时灵州张知府告发，诬陷杨拨贡通贼（起义军），欲削功名，置杨拨贡于死地。清朝“诉讼”有别于前代，在告状之时，告状之人或为利益，或为报仇，或为胜诉，往往夸大其词，甚至是胡编乱造，当时民间对于诉讼有着“无谎不成状”之说。张知府闻后大惊，派衙役前去杜家滩捉拿。提前闻讯的杨纶把儿子杨拨贡隐匿起来，自己随衙役到案。在审讯中，杨纶原原本本向张知府陈述事情的原委，　并提出三点抗辩理由：一是杨拨贡自岁至今一直在官办钟灵书院接受启蒙教育，没有接触叛逆的条件；二是杨拨贡12岁，尚未成年，不可能通贼！三是以王乡绅长期以来对秦渠东岸打压刁难乡民皆知。并说自己藏匿杨拨贡是怕知府老爷误杀，自己无养老送终之人。得知事情真相，张知府当即销案。按清律规定：凡诬告他人要罪加二等，但这些规定在实践中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司法官员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不依法审判，多从轻发落。王乡绅诬告案最终以罚钱和口头告诫了事。

王乡绅没受到应有的处罚，杨拨贡一时气愤，在衙门大门口写下一幅对联，上联是：两猿截木深山中，小看猴子怎样对据(句)，下联为：一马陷身污泥里，问老畜生如何出蹄(题)。张知府看到这幅对联虽心中不悦，但惊诧于杨拨贡的才学，想见识这位品学兼优的童生。杨纶旋即回家，带杨拨贡与张知府相见，张知府抚着杨拨贡的头对杨纶说：此子才情俱佳，日后必成大器，你生了一个好儿子！

杨拨贡因诬告案因祸得福，在灵州展露头角，才学渐为人知，名气也越来越大。

　　由于灵州的读书条件有限，无更多的良师益友，又无丰富的藏书，很难在学业上取得更大进步。求学心切的杨拨贡在父亲杨纶的资助下，北上宁夏府（今银川市），通过严格的考核，就读银川书院。

　　银川书院是宁夏知府赵本植于乾隆十八年（）奏请朝廷兴办。银川书院以培养学识广博、品行雅正的经世致用人才作为办学宗旨，学员由府、县严格挑选，各选拔51名，住校学习，学制3年。教学既吸收传统教育模式，又具有新学的特色，其建立后逐渐成为晚清时期宁夏地区的最高学府。

与旧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杨拨贡亦视科举为走向成功之路，光绪光绪十年（）29岁的杨拨贡赴京参加丁酉科生员选拔，以廷试二等一举考中，成为拔贡，授西宁府学教谕一职。清代贡生有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六种，其中，拔贡在“六贡”和各种监生中素质最高，最受朝野重视，号称“六贡之首”。“拔贡”的“拔”，即从生员中选拔优秀者之意。清代拔贡的考期，雍正时，确定每六年选拔一次，乾隆七年（）后，改为每十二年（逢酉年）选拔一次。因拔贡选拔间隔长，人数少，有“举人无数，拔贡有数”之说。清朝后期，对拔贡的综合素质要求近乎苛刻。不仅应试者文章好、书法好、品行优，还要家世清白，体貌端正，体无残疾。非相貌出众，即便才高八斗，也只能考选举人、进士或其他贡监生，不能参加拔贡的选拔。

在西宁府学教谕任上三年，杨拨贡传播经史，教绩显著，升西宁府学学正。教授、学正、教谕、训导均是古代社会的教职，根据《清史稿卷一百一十六》记载：儒学府教授、正七品。训导，从八品。州学正、正八品。训导，县教谕、正八品。教授、学正、教谕，掌训学校生徒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杨拨贡升任西宁府学学正，可见杨拨贡学识渊博、质粹行纯。在他的公房（办公室）有两幅图案，一幅是砍柴下山的樵夫和在山涧垂钓的渔夫，另一幅是牵牛耕种的农夫和在树下苦读的书生，寓意“渔樵耕读”，寓意着杨拨贡高洁的人生追求。

　　光绪十五年（年），杨拨贡接到母亲去世家书，悲恸大哭，吃不下东西，说：“即使自己终身守丧，也不足报答母亲的大恩！”在向朝廷相关部门申请，履行一定的程序后，遂去职返乡丁忧。丁忧是古代孝道制度，父丧称“丁外艰”,母丧称“丁内艰”。如果官员父母去世了，必须去职回家服丧，时间三年。丁忧期间，子女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称作“丁忧守制”。

杨拨贡在家丁忧期间发现秦渠西侧得黄河水灌溉之利，土地肥沃。秦渠东侧的杜家滩土地则板结着一层坚硬的盐碱，白花花的，种上包谷半尺长，种了小麦不成熟。当时流传：王爷占的三个富湾，杨爷占的三条碱滩。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兼济天下、德泽苍生”为最高理想与价值追求的杨拔贡萌生了开渠挖沟，造福乡里的念头。他把想法和父亲说了，躺在炕上的父亲听后大感欣慰，“你要是我的儿子就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同时把祖上流传下来的一箱黄金一并交由杨拨贡保管和支配。资金有了，父亲支持，杨拨贡感觉开渠的条件基本成熟。

说干就干，杨拨贡骑了一匹白蹄子马开始勘察线路。之所以骑马是因为古人认为，马是龙在地上的化身，有灵性，受天意与人德感应。他用粗麻绳挽了一个很大的节，拖在地上，用马牵着，马一走动，绳节在白花花的盐碱地上拖出深深的印记，以此替代用白灰划线。他来回勘察多趟，绘制工程图，初步确定以杨家湾子马金堂处（今新王渠渠口）为进水口，渠长绵延9里，绕吴家大庄子，逾杜木桥，入杜家滩。初拟渠道口宽1丈，底宽六尺，深6尺，“渠两岸俱夹植柳树，其盘根可以固堤，其材可以供岁修”。线路和规格确定后，杨拨贡召集庄子上的百姓到杜家滩清真寺，向大家说出自己开渠引水的打算，承诺开渠所需费用两由杨家承担。公布了占用土地补偿价格和人工工资的标准，具体为：园地每亩35两，上等每亩30两，中等25两，荒地10两；人工的酬金为每月按文计开，包吃饭。这个标准在当时很高了。百姓们欢喜雀跃，纷纷表示“人皆出力，不可观望因循，耽延善举”。几天后杨拨贡去灵州城的钱庄，拿部分黄金兑换成碎银和铜钱，便于在开渠过程中使用。

就在杜家滩人紧锣密鼓准备开渠过程中，一个新的问题出现，王姓乡绅阻拦杜家滩人在秦渠上开口。

在清代，“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乡绅是乡村治理的主体，本地修建灌溉和防洪工程、修路、架桥、解决地方争端、创办地方防御组织等都由乡绅负责，权势很大。得知杨拨贡在秦渠杨家湾子开口，他不由想到二十多年前的那起名声扫地的诬告案，如鲠在喉，坚决不允。后经几位乡贤劝说，他态度有些软化，提出只要杨拨贡牵牛上门，此事就有商量的余地。

　　牵牛上门相当于负荆请罪，古时灵州有个习俗，只有那些做了恶事或有失礼和食言行为，为了求得当事人谅解人，牵牛上门，以示自己有错，赔罪求恕。王姓乡绅的这个要求对颇有声望、拨贡出身的杨拨贡来说有些强人所难。

为了能尽快开工，杨拨贡顾不上计较以往谁对谁错，事事非非，满口应允，并商定吉日。三日后，杨拨贡早起，让人架好牛车，车上装满稻谷，手执缰绳，亲自牵引牛车到王姓乡绅家里。王姓乡绅见拨贡爷牵牛上门，他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把院落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宰牛烹羊、杀鸡杀鹅，大摆宴席，并邀请秦渠两岸众多乡绅见证。商谈中杨拨贡提及在秦渠上水杨家湾子开口引水之事，王姓乡绅不同意，而是定在秦渠下水处尤家湾子（今榆木桥村）开口。杜家滩的地势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管子说“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从低处往高处引水，无疑增加工程量，增加负担。

杨拨贡依情循理据争，王姓乡绅不答应，杨拨贡只能退让，双方订立契约，众乡绅签字见证。契约约定：从尤家湾子开渠口引水，渠道视行水及杨家财力可宽辟深挖。契约达成，有人建议给渠冠名，在场众乡绅建议取名“新杨渠”，杨拨贡却毅然推让，他说虽然新渠由杨家出资修建，但“王三爷”（指王姓乡绅）也做出了贡献，取名“新王渠”吧，大家称善。

工程开建后，杨拨贡聘请王姓乡绅为顾问，渠边放高桌（八仙桌），桌上设椅，王姓乡绅坐其上，杨拨贡为其掌伞执扇，态度极为谦逊。村里老老少少热情很高，干起活来，不计得失，公鸡还没打鸣，大伙就扛着铁锹锄头，开始干活，一直干到月亮高高挂起，满身都是泥水。新王渠进展到哪家的家门前，哪家的百姓都端茶送水。众人的伙食也不错，女人们就近支锅，羊肉炖萝卜一碗一碗盛，大米饭、白面馒头一筐一筐地送，到处一派喜庆之情。

开挖前杨拨贡先测放开挖边桩，用白灰粉标出开挖边线，作为开挖断面控制的标志。渠道自中心向外，分层开挖，先深后宽。他每天都奔波在工作上，及时处理施工中出现的问题。刚开始村民挑渠取土只用锹转，一锹之土需数人转，杨拨贡改用背篼，“由一人背负远送，用工少而取土多，锹送费工之弊一空而洗”，开渠进度和效率大大提高。

杨拨贡开渠善举在灵州家喻户晓，声望日盛，引起王姓乡绅的嫉妒和不满。想反悔，但已立约，于找到当时一位号称“铁嘴麻雀”的农户，教唆“铁嘴麻雀”胡搅蛮缠、漫天要价，不要让渠从他家地中经过。“铁嘴麻雀”在灵州古时候是一种戏称，专门形容那些抬杠讲歪理的人。关于“铁嘴麻雀”称法的来历还有一个传说：相传唐代灵州城时有两个人经常抬杠。一天一个和尚走到跟前，听见一个名叫张三的对一个叫李四的说：“地生万物！”李四说：“地生万物？那米在土里为什么不发芽呢？”

张三说：“米没皮儿呀！”

李四说：“那果子有皮儿为什么不会发芽呢？”

“果子没嘴呀！”

那茶壶有嘴怎么不发芽呢？”

“茶壶是空的呀！”

和尚听到这里肚子饿的难受，要去化缘，没功夫听下去，脱口说了句：“好两张铁嘴。”话音未落，那两个人就变成了两只麻雀，叽叽喳喳的飞走了。

第二天“铁嘴麻雀”骂骂咧咧站在地中挡工。为了不生事端，杨拨贡笑脸相迎，解释说这块地“铁嘴麻雀”的儿子已出让。“铁嘴麻雀”歪理讲了一箩筐，理屈词穷时就开始耍赖。杨拨贡知道跟这种浑人没法讲理，无非多花点钱。直接问多少钱此事能了？“铁嘴麻雀”看看杨拨贡捆扎在右手老布（自纺的棉布）衣袖里的银子说：我满满抓一把，这块地就是你的。他脱下头上的白帽接在杨拨贡衣袖下，边抓边带，帽子里装满了银子，三亩地硬生生卖了三十亩的价钱，哈哈大笑而去。

工程如期进行，四个月后渠成，竣工放水，虽然渠窄水浅，毕竟把水引来了。试水的那天，清波奔涌，百姓欢呼。突然“玄云四作，雨若瓢泼，倾有灵物护持者矣”。渠水哗哗而流，滋润着久旱的田地，也滋润着杜家滩农人久苦的心田。新王渠既解决了农人浇灌之忧，也解决了人畜饮水之用，周遭百姓，“黄童皆跃，白叟欢呼”。

新王渠运行半年后，从低处引水的弊端显现：行水不畅，泥沙淤积。解决的办法有二条，要么重开渠口从秦渠南侧高处引水，要么宽辟深挖，对原有渠道进行改造。对解决新王渠的问题的两个方案王姓乡绅坚决不同意，多次协商未果。杨拨贡一纸诉状将王姓乡绅诉到灵州府衙。府衙的庭堂上两人唇枪舌剑，激烈交锋。私下杨拨贡请王姓乡绅吃饭喝茶，以礼相待。官司打了七个月，官府根据以前他们订立的契约做出判决：准许新王渠宽辟深挖，另辟新渠口诉求不予支持。

新王渠改造后，“薄者加之使厚，低者培之使高，窄者展之使宽”，输水能力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存在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渠道每年需清淤数次。为了深浚，杨拨贡以红色巨石镌“准底”字样埋于渠口之下，“每年春工以挑见此石为准”。

光绪十八年（）年，新王渠完工一年后，杨拨贡在杜家滩家中去世，享年36岁。弥留之际给五个儿子留下遗愿，“把新王渠渠口改在秦渠上水口杨家湾子!”

民国年间，时任宁夏省民政厅厅长的杨拨贡长子杨坤茂自筹资金，把渠口改在现在新王渠渠口的位置，并对部分过度弯曲的渠道截弯取直，用条石砌护。改造后的渠道行水流畅，泥沙奔泻难蓄，浇灌面积大为增加，实现了杨拨贡的宿愿。

千载秦渠流古韵，百年新王润灵东。如今新王渠浇灌面积达亩，造福杜木桥、杜家滩群众0多人。回顾新王渠的历史，浸润着不畏艰辛、不懈探索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生动写照。